第九十二章 七十年前，错过的机会
厚厚的文书放朱由校面前，他坐在大殿上方，枢密院的年轻人站在大点下方中间的大堂上，而内阁老臣们端坐两旁，打量着年轻人们。 其实年轻人们与内阁的的老臣，私下里都是见过面的。这位刚刚入京为官、在官场上经资历尚浅的年轻人，那肯定要从上到下都是要见一面，登门“拜访”，打点一番的，一是疏通人脉，以更好地快速融入这个整体；二来，也能打听一些京城官场上的规矩。内阁是这个帝国的权力中枢，自然是拜访的重要目标。 而阁老们也都清醒地明白，当今天子并不是一个安分的主，所以对这个刚刚设立的并被皇帝寄予厚望的部门也是十分的重视，很感兴趣。 但他们不能主动邀请这些年轻人，一来不合规矩，长幼尊卑；二来未尝不有结党之嫌，虽然如今的大明朝野叫得上名字的官员多少都有些党派的影响，但是结党营私总归来说不是一个好词。况且皇帝刚刚召见这些年轻人，如果马上主动与之见面，皇帝又会怎么想呢？ 所以熟知官场规矩的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些年轻人的登门，并基于热情的欢迎，以关爱下属、提携后辈的宽厚长者的形象。 逢年过节的时候，疏密院的年轻人们也是会像其他官员一样给阁老们送些礼物，以表心意的。 但是在这种正式场合，双方还是第一次见面的。朱由校看着面前桌子上的文件，又看了看站在中间，等待皇帝回复并且被大学士看得紧张的顾问们，瞧了一眼两旁对文案内容有些好奇的大学士。 他只觉得气氛变得似乎有些尴尬。 “从今日，枢密院的文案一式两份，一份给我，一份送往内阁吧。” 当时之所以如此安排，让枢密院的文件只送给自己一人。除了保密以外，也有对内阁的不信任；这种举动虽然有些好处，但是却容易让君臣产生间隙，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也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他官员们的孤立。 而现在情况不同，内阁已经与自己彻底一心，君臣一体，再把他们完全的排除在外，已经没有必要了。此时，大明的决策层、统治集团的核心层已经达成了思想上的统一，改革要速了。 “臣遵旨。”张慎言起身答到。 “别站着了，赐座。”顾问们站在低处，而三面都有目光，朱由校能感受到他们的紧张。 听了这话，他们立马谢恩，随后很规矩的坐到了老人们的后面，长幼有序。 朱由校也坐了下来，开始认认真真的阅读这份草案。 一翻开文案，发现第一页的并不是草案，而是一篇疏：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文章开篇便提出了如今大明的五大弊病，十分恰当合理。粗看了一遍觉得眼熟，细想一番才发现似乎是张居正的《论时政疏》。朱由校脸色有些古怪，内心很是起伏。 张居正在自己将其平反后，口碑在官方之中也是快速的回升，这位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的许多仁政、善政也被重新赋予了应有的评价，而许多嗅觉敏锐，政治敏感的官员们也感受到变革的预兆。 在今日，这群尚且稚嫩的改革者引用的这篇大改革家的雄文，让朱由校觉得有些振奋。可又看了看文章，数十年前，张居正提到的那些问题，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的大明依然存在着，并且几乎没有丝毫的好转，又使他不由得有些唏嘘。 这篇文章，张居正20多岁刚刚入朝为官，是写给嘉靖皇帝的，可惜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任何反响。而今天这些年轻人就坐在自己旁边，朱由校誓要闹个地覆天翻。 “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 “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 “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 “今虏骄日久……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利，建难胜之策者……边备未修者此也。” 看到这里，朱由校想到去年辽东的沦陷，心中有这极大的悲愤，随后又提朝中的大臣当感到可耻。可惜，现在的朝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然是无耻之耻一一无耻也。 当时是嘉靖末年，张居正认为边患在蒙古，那时也确实如此，女真在当时还是大明的臣属，建洲也是大明的属地，觉昌安（努尔哈赤的祖父）还是大明的官员。可如今呢，蒙古的危机犹在，而后真女真却成为了心腹之患；七十多年过去了，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劣。 朱由校继续的往下看。 “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 张居正认为当时的大明朝，最大的问题有五：宗室骄横，占用过多国家资源；政府人事任免有巨大问题，年轻有能力的人因为资历无法上升，大量官职被不合格的人占据；官员贪污腐化，尸位素餐；监察部门已经夯沉一气，同流合污；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现巨额赤字，许多重要的朝廷事务由于缺钱而无法办理；言路闭塞。 看完这篇议引文，朱由校站了起来，收拾了下面的群臣一圈，开口说道： “张居正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把大明的问题全都提了出来。可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让他们解决。朝廷诸公都应当为此感到羞愧。” 随后，他又将头转过去，看向了枢密院的的顾问们：“你们找到了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吗？草案写的是哪方面的？” 沈廷扬站了起来：“回陛下，上柱国（张居正死后追赠的官职）不仅仅提出了问题，他也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听了这番，朱由校重新坐下，继续翻看起来。在《论时政疏》的后面是张居正的又一篇文章《陈六事疏》，这是已经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提出的解决问题，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在隆庆时期上书，希望皇帝支持改革，可惜依然是石沉大海一一隆庆皇帝没有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仅批示一句:“知道了。“就将这一份充分体现张居正改革思想的文件束之高阁。 朱由校对这个故事的经过有大致的了解，但这篇文章不论是前世还是今生，他都未曾仔细看过。 六事指的就是六个他认为大明政府需要紧急处理的重要事务： 一曰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政多分更，事无统纪……伏望皇上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 在张居正看来，为害最大的便是“议论”，大臣们互相攻讦，否定对方的政策与提案，但他们所支持或反对的却并不是事物本身，这也造成了国家无休无止的内耗与极低的的效率。 朱由校看了也很认同，因为这与自己加强皇权收回权力，乾坤独断的目的相吻合。 二曰振纪纲： “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 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其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使统治阶级为了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同时又不得不向被统治阶级进行一定妥协的产物。 在此时国家的法律被践踏，被这个国家的主人。财富与权力相互勾结，庶民何以为生。将整个国家用法律与纪律进行贯彻，清理吏治，这也符合朱由校的心思。 三曰重诏令： “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 这里指出的是官僚的惰性，互相推脱，导致整个政府运行的效率极低。而张居正的建议包含着两个方面，即立威与立法。立法，指的是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体系，也就是“考成法”。 关于立威的问题，张居正关心的不仅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而是注重君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重新树立政府的权威。 但是由于身份的原因，朱由校必然会对此进行一定的扭解。他要的不仅仅是树立政府的权威，正要更要树立皇帝的绝对威权。 他要建立一个以自已为核心的，由忠诚的技术官僚与军官团所组成的统治系统，并且寻求在实质上控制社会中的一切方面，不论经济、教育、艺术、宗教、科学还是道德，将官方宣告的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结构的最深处。 四曰核名实： “今用人，称人之才，不必试之而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贲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睨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吏部严课之法，审名实之归，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 综核名实是张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内涵是根据实际政务考课官员，以求解决官僚体制中人的素质和使用问题。 五曰固邦本：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臣窃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 在这一部分，朱由校看到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整个封建时代，底层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不被察知、所受的压榨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一点朱由校，也是知道的，“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而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而已。可惜知道归知道，朱优秀还是太年轻，没有过多的政治手腕，难以知行合一。 六曰饬武备： “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 看完了这篇文章，朱由校看着底下的群臣，大家都一言不发，无言以对。 七十年前，一个人提出问题，同时又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断的努力实践与探索。而今天，一切与七十前别无二致，甚至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