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 正确认识管理

    阿梦揉了揉阿正的寸头，显然对他刚才的表现很满意，“民主社会胡乱制订法律的根源在于智人认为社会的核心变量是民心向背，大众真心相信只要多数人同意就是真理。这必然是邪恶的，会起到加强邪恶的作用，尤其是得到多数人支持的邪恶。正确的核心变量只能是合乎逻辑的程度。少数派只要思想更合乎逻辑，迟早会成为多数派，哪怕是千百年之后；现在稳定的社会只要不够合乎逻辑迟早也会不稳定。即使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这些也都是曾经多次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我很奇怪，智人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经验主义归纳都未曾尝试，只能归纳出错误的核心变量。”

    阿正在高脚凳上摇头晃脑地说：“因为那些经验主义的思想家也是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们看重的是短期的结果。只要大多数人支持皇帝，皇帝就会短期内存在，哪怕是个昏君，而支持皇帝的人就可能有利可图，尽管一切帝制终将灭亡。”

    老爷子说：“一切邪恶都是这样，尽管灭亡需要时间、短期内可能有利可图，但是终将灭亡，甚至利益也不可能是最大，只不过，机会主义者不在乎。”

    我说：“智人的归纳能力应该不会这么惨，毕竟，没有好下场的墙头草并不少。何况，即使是有利可图也不是最有利可图。原因应该是复杂的：为了利益而夸大民心的作用，这符合被管理者的利益，也符合一些管理者的利益；思维过于简单以至于没有试错更复杂的归纳；只注重短期归纳所以容易归纳出现象，不注重无限长期的归纳所以很容易错失真理，等等。智人正是因为多种推理错误串联在一起，层层筛选，导致了最终推理结果的邪恶率很高。”

    阿梦说：“既然民心向背还有更根本的变量，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思想就仍然是邪恶的。它容易误导人类的思想，使得cao纵民意、拉拢民意成为广泛的现象，使得更多的人愿意从众。”

    我说：“皇帝通过欺骗百姓君权神授而获取支持，随着百姓推理能力的提高，这失败了。民主社会的管理者欺骗百姓说权力来自人民，通过社会契约而获得权力，这仍然必将失败。一切权力只能来自最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我要纠正一下，最合乎逻辑的权力是没有权力。”

    阿梦说：“即使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历史上虽然有无数不得民心的政权最终垮台，同样有很多得民心的政权垮台，甚至有很多万众一心的种族灭亡。全民的意见不合乎逻辑仍然是可能亡国灭种的。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无数分支都灭亡了，这类事件未来仍然可能重演。至少，那些曾经坚持留在树上的古猿灭绝了，以利益为信仰的智人最终也必将灭绝。当然，这种推理仍然是功利主义的，全民合乎逻辑也有可能灭种，虽然风险更小。逻辑必然比人民更可贵并不是为了利益、种族的延续，而是为了合乎逻辑的推理的延续、壮大。”

    阿正说：“由于进化论的影响，大部分人能够认识到，因为智人存在了几十万年就归纳出将会永远存在下去肯定很荒谬。但是，国家、政府、民族、家庭这些概念只存在几千甚至几百年，很多人却坚信它们必将永存。这种归纳有太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其实是智人在为现在的一些利益找借口。”

    我说：“智人做很多坏事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找借口，也就是不够合乎逻辑乃至无法合乎逻辑的理由。例如，有些坏事很多人都在做即使自己不做也会有人做，所以，自己做也没关系。这是个荒谬的推理。从坏事的角度看，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少做一件坏事确实很难观察到坏事总量的减少。但是，既然好事很少，在任何一件事上弃恶从善都能代表好事的增加。例如，为了增加收入而阻止真理的传播，一个人不做这件坏事影响或许没什么影响，尤其是当他只是转而支持另一种邪恶的时候。但是，如果他转而发现、传播、支持真理，影响就一定不小。”

    阿梦说：“即使是那些智人眼中的所谓的开明统治者、精英统治者，主要也是给现在的国家、人民争到更多的利益，能重视创造艺术、文化的都少，从未有哪个当权者高度鼓励发现真理，却有很多当权者压制真理。这是因为文化、艺术可能有助于巩固统治，真理永远无助于巩固邪恶的管理。”

    我说：“人类的进步最终是由发现、相信、实施真理的速度决定的，和生活水平、文化修养、国家强盛无关。这就像，古猿无论个体战斗力多么强大，无论生活环境多么安宁无对手，哪怕子孙遍天下，哪怕内部和谐无矛盾，哪怕生活美满健康长寿，仍然只是一群对真理无知的动物，或者说畜生。美化这一点是不会有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的，也就必然不是真理。即使猪能创造和使用工具，即使猪有了文化，即使猪能直立行走，哪怕猪很快乐，只要它对真理、正义无知，就只能是一种邪恶的存在。所以，提升人类地位的关键在于发现、实施真理，而不是自我麻醉。”

    阿梦说：“与各种管理相比，关键在于自由社会的平民中总有几个努力发现真理。支持寡头政治、精英独裁的要点是所谓精英比人民的决策正确得多，问题是，无论是计算平均价值还是总价值，精英们的哪些思想能证明他们比人民的决策强得多？凭借他们有更多的享乐吗？总不能把吟诗作画、上所谓精英学校作为精英的证据吧？这种经验主义的判断也太愚蠢了。即使是要比较，也不能让精英和那些很少进行逻辑推理的大多数人相比，而是和所有人民的总体相比，关键在于不能忽视极少数能创造无限大价值的人，这会使大众的平均价值和总价值都是无限大，甚至可以将自由思考的平均预期价值、总预期价值视为无限大，虽然实现无限大价值的思考只占很小的比例。与之相比，精英统治者不仅自己从不进行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还频频压制必然合乎逻辑的推理。”

    阿正乐得屁颠屁颠地，频频离开座位，“既然精英和绝大多数智人在思维无法必然合乎逻辑方面没有本质差别，所谓大众愚蠢只会证明精英也愚蠢。绝大多数成年人既然根本不会追求价值，也谈不上比小孩子理智。小孩子要在追求价值上超越现在的成年人并不困难，成年人只是自以为自己理智，实际上更只是经验丰富。”

    我说：“如果将管理定义为对他人推理自由的干预，那么，管理不仅有名义上的管理、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对较好的管理，也有很多异类。考虑管理的价值不仅要考虑其中相对较好的管理，也要考虑不好的管理。例如，无形的、无条文的管理的影响不可小觑。从众的倾向就是一种无形的管理，对自由思考有着严重的侵犯。罪犯、黑帮依靠暴力影响他人的思想、行为也是一种管理，尽管是相对较坏的管理。甚至，法制、民主等较好的管理的好处之一就是削弱这些较坏的管理。这样的证据不能用于证明管理是个好东西，不能忽视管理的弊端而片面强调其好处。”

    阿正说：“由于智人的各种好坏标准都是错误的，这导致对管理的评价也很滑稽。即使那些皇帝杀人如麻，动辄砍头抄家，只要有几件事做得不错，只要比大多数统治者好，就被认为是好的统治者。这其实明显暴露了经验主义的比较方法的弊病，但是，智人却从未认识到：如果相对很好仍然是邪恶，用相对比较的方法评价好坏、善恶有什么意义？难道，应该说盗窃犯没有杀人所以对人类有贡献？那杀人犯也有话说，因为自己没有杀太多的人。”

    我说：“这种经验主义是不公正的经验主义，是片面选择好的经验的经验主义，否则，当你认为这个皇帝好的时候，就应该想想你是被凌迟、抄家的那个人，那一定会大大抵消你的好感。虽然公正的经验主义仍然是邪恶的，但是，能减少错误。不公正的经验主义等于是cao纵了经验主义推理的结果：支持者片面强调一些经验，反对者强调另一些经验，两类经验又难以直接比较其价值或利益。这个社会的很多争论都是不公正的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如果不能在争论中提高推理能力、改善思维方法，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阿梦说：“不可能合乎逻辑地证明任何邪恶有正的价值。邪恶的思想、行为即使没有现实地侵犯正义、真理，即使现实地有利于正义、真理，也可能伤害了正义、真理，因为这必然会失去很多可能的价值。这些可能失去的价值是无法计算价值的。”

    老爷子说：“比较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只意味着这是错误的方法，并不意味着真理害怕比较。真理当然也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关键在于绝大多数比较必然是邪恶与邪恶比较。邪恶在出现频率上必然的巨大优势是禁止将比较作为基本判断方法的根本原因。”

    我说：“如果已经纯逻辑地证明了真理，将真理和某种邪恶比较一下也无妨，只不过，不要追求将真理和所有邪恶比较，也就是不要追求经验主义的证明，不要指望比较能给出从过程到结果都正确的结论，哪怕是公正的经验主义也做不到。”

    阿梦说：“高薪养廉也许减少了腐败，但是，因为吸引了功利主义者而未必是好事。即使是所谓好的功利主义者，最多也就是善待大众的功利，这仍然是一种邪恶。高薪导致管理工作更吸引功利主义者，导致管理者比人民的平均水平更加功利主义，使管理职位越来越多、报酬越来越高，最终使管理最终的结果、价值进一步恶化。”

    老爷子说：“绝大多数逻辑生物将发现、实施真理视为享受权利，差一些会认为这是履行义务，他们至少也要让思想、行为尽量合乎逻辑，从来不会追求权力、舒适、富裕、爱情这类邪恶的目标，反而努力忘记这类目标。而智人却在长期歌颂这类目标，生怕自己忘了这些邪恶的目标。爱情、富裕乃至舒适还属于追求价值时可能顺便得到的结果，权力则是永远不应该存在的现象。”

    阿正问道：“没有管理，决策的时候有矛盾怎么办？”

    我说：“决策的时候，如果出现多种合乎逻辑的不同意见，最好是独立地运转每一种观点，这有助于全社会的总体思想，或者称之为总灵魂，的复杂化，也有助于降低决策错误的风险，类似于通过粒子的吸收、分裂、散射来提高合乎逻辑的程度；如果必须从所有意见中选择一个意见，而放弃其余意见，这种方法的风险很大，因为弱势一方有一定的正确率，甚至，越是有价值的决策，弱势一方的正确率还越高。我的方法主义和自由主义、阿梦的纯逻辑信仰在诞生之初绝对没有丝毫的强势，最终的发展壮大来自于它们获得了独立运转的权利，获得了生存权和推理权。主流思想不能禁止非主流思想的存在或推理，最多禁止无法合乎逻辑的思想的存在和推理，但是，各种形式的管理都经常压制乃至禁止非主流思想，反而经常纵容无法合乎逻辑的思想，这简直就是在放狗咬人，让所有人成为邪恶的帮凶。”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会规定必须民主，因为那意味着民主是真理，而民主肯定不是真理。在极少数只能选择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靠抽签，偶尔靠打一场比赛甚至打一架，不仅不会民主，甚至不会讨论。其中的关键不在于哪个人的思想最合乎逻辑，而在于没有谁的思想必然不合乎逻辑。既然大家的思维都尽量合乎逻辑，基本上就不会有邪恶的决策，而正义的决策即使结果不好也未必难以接受。例如，我们探索黑洞失败时面临着究竟是一个人离开还是两个人一起离开的问题，既表明尽量合乎逻辑的决策可能不止一个，也表明它们无需分出好坏，都是可以接受的推理：如果有强烈的爱情就在一起生死与共；如果无需同生共死就概率性地决定生死。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争斗。但是，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人信仰个人利益，他的死亡就会变成令他不可接受的事，他就必然做出一系列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他的所作所为就会成为让我无法接受的事，导致争夺的白热化：一方为了利益，另一方为了消灭邪恶。”

    阿梦说：“如果两个人都是智人，他们都会相信优胜劣汰、生存竞争，并因此相信彼此间的尔虞我诈、残忍血腥是合乎正义的，认为这是合乎民主程序的、所有人都接受的真理。智人能变戏法一样让这种丑陋之极的现象合乎某种正义真是可笑。民主的邪恶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即使是所有人都认可的推理结果仍然无法保证正确性或重要性，更不要说兼顾正确性和重要性，甚至，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几乎从来和无限大价值无关。更不要说那些只获得51%认可的推理结果。可是，西方国家往往把民主这一决策过程视为神圣的信仰，往往认为推理过程更加民主比更加合乎逻辑更加重要。正是因为民主、享乐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邪恶的信仰，才会导致各方僵持。否则，明显更加正义的一方在社会发展上会碾压对方的。”

    我说：“民主的问题是一眼可见的。即使是有几个人掌握真理，只要大部分人是邪恶的功利主义者，在民主制度下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在我的灵魂中，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思想都是错误的、没有价值的，光是食物就有上千个概念，肯定超过了和真理直接相关的概念的数量。虽然我的灵魂中也是某种民主制度，但是，幸运的是，这种民主是加权的，而权重的赋予权属于信仰。所以，即使我的信仰很复杂，也不会荒唐到为了美食牺牲真理的地步，所有和食物有关的思想都不会参与关于真理的投票。相比之下，在智人社会中，即使是朝生暮死、蝇营狗苟的人也一定要参与各种社会制度的选择。”

    阿正骑着高脚椅大笑着说：“对民主、管理的信仰终究来自于逻辑推理。尽管这是错误的乃至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相信信仰却不相信逻辑仍然无法合乎逻辑，即使是用智人的话讲，这仍然可以算作过河拆桥、数典忘祖、卸磨杀驴、鸟尽弓藏、见利忘义……”

    阿梦打断了他，“尽量合乎逻辑的思想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能自由就应该尽量自由。有些思想诞生时不仅不是价值第一的首选思维方向，甚至连前十位都排不进去。按照管理、民主的话来讲，压制这些思想完全可以说是打击一小撮。甚至，从结果论、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可能也不坏，例如，从我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来看，即使受到大众观点的影响去研究如何增加利益、发展经济也可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智人会说这证明了民主、当前学术研究的优越性，而不会注意到我们本来有可能发现真理。芳芳曾经很重视如何发展经济、增加全民的幸福，甚至超过了对方法主义的研究，现在回顾起来，那些是价值很有限的研究。”

    我说：“也不能这么说，研究发展当前的经济最大的价值是有助于我发展方法主义，就像研究旅游、下棋也有助于方法主义一样。我研究一个课题的目标很复杂，有很多分量，其中不乏合乎逻辑乃至必然合乎逻辑的分量。例如，研究经济有挣钱的目的，因为了解经济规律有助于提高收入，这很没有价值。但是，挣钱的目的又包括不需要从事无价值的工作的目的，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发现价值，这就间接有了无限大价值。研究经济的目的也是不断增加的，例如，发现经济和宇宙乃至思维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之后，研究经济就可能影响到所有研究。当然，这些目标虽然提高了研究经济的价值，但是，主要是间接地具有无限大的预期价值，仍然无法和很多更直接地具有无限大价值的课题相比。”

    阿梦说：“无权无势的智人中有一定概率创造无限大价值，有权有势的智人则根本不会管什么价值，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精力完全被利益占据了。但是，逻辑生物不仅获得的利益更多，可以追求的利益也更多，但是，并不影响创造价值。关键是信仰，而不是是否幸福、幸福的增长潜力。所以，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的人，富裕还是贫穷的人，都可能追求真理，也可能追求利益、财富。但是，由于信仰、身体的cao控，价值和利益甚至算不上平等的信仰、追求目标。同样，对一个国家来说，富裕程度、地理位置、文化传统都不是追求价值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正确的信仰。”

    老爷子说：“所有降低全社会思维自由程度或者合乎逻辑的程度的制度都是邪恶的制度，而且，损失是难以估算的、无法证明的。这有利于邪恶，因为功利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往往要求准确的利弊分析，但是纯逻辑主义不需要。”

    我说：“只要所有人的信仰和方法正确，世界上就不需要管理，只要按照正确的信仰和方法思考、决策即可。所以，管理不是合乎正义的工作。但是，这个世界上报酬最高的工作却往往是管理工作，而真理本身一文不名，这必然很不合乎逻辑，甚至，我怀疑功利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也难以将这称作正常。正是因为高薪机制，智人不仅在暂时需要管理的时候管理，在不需要管理的时候也往往会创造管理工作，甚至在管理的利益下降到负值之后仍然会努力维持管理工作。这导致管理职位的数量单向增长，让管理的价值更低。所有管理的正价值和负价值抵消后剩余的净价值本来就没多少，管理职位的增加很可能比净价值增加得更快。管理职位不仅平均价值越来越低，边际价值也越来越低。即使只考虑利益，虽然财富的增长比价值的增长快得多，我也怀疑有很多管理职位的边际利益为负。当然，执着于这一点的正确性过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了。”

    阿正说：“如果这叫僧多粥少，真理零价格的结果之一就是僧少粥多，可惜，智人由于信仰的缘故根本不想喝粥，所以粥多粥少都无所谓。至少，目前还没有哪个智人是为了价值想当管理者，却都要抢着去做利益型的管理人员，哪怕价值为负。他们是宁愿犯罪也要去争夺利益，即使这是国家、地区、行业的利益，也不过是某种利益而已。”

    我说：“如果说智人不仅创建有社会利益的管理工作也创建没有社会利益的管理工作，那么，智人不仅不研究没有现实价值的真理，也不研究有现实价值的真理。责任就在于功利主义。个人的功利主义信仰是一方面原因，这些信仰创建的功利主义制度、环境是另一部分原因，这就产生了恶创造恶，进而越来越恶的效应。”

    阿梦说：“与不追求利益相比，殚精竭虑地追求利益其实没什么利益增量。功利主义者之间的相互盘算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内耗。相比之下，努力追求价值和不努力追求价值的差别一目了然。追求价值没有内耗，独特的推理只要合乎逻辑就必然有其价值。”

    老爷子说：“所以说，如果做不到一切思考为了价值，至少应该做到一切长远考虑为了价值。”

    我说：“追求价值也未必会损失多少利益，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为长远的利益考虑，只是在利益送到嘴边的时候顺手牵羊，这并不会让利益太少。当然，损失也存在，如果只想着利益，我把推理都转向赚钱也许能多赚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但是，这个世界未来的历史就要大变样了。”

    阿正指着我大笑：“这就是不读书的恶果！你自己都忘了历史的主干是不可变的。”

    老爷子也跟着闹事：“应该罚你睡一个月地板。”

    我激动地争辩：“错误乃至邪恶都不是惩罚的理由。虽然我无法证明现在这样创造的价值更多，但是我的信仰是正确的，不读书节约的时间主要是用于追求价值。”

    阿梦对我施以援手，“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当权者、管理人员能做到直接价值的无限大，只要智人更热衷于争夺权力、为最高权力服务，而不是争取发现真理、为真理发现者服务，就大概率表明这个社会的信仰乃至报酬机制都是邪恶的。”

    我说：“既然管理的净价值不高，管理的净报酬也不应该高，所有管理者的总报酬不能太高。如果管理成功有高额报酬，管理失败乃至算不上成功就必须付出债务缠身、名誉扫地、身陷囹圄等代价。如果考虑到管理在压制无限大价值方面的负价值，对管理人员的惩罚不会有多少是过于严厉的。即使是对生产线工人的管理，可能也会影响工人研究真理。我就曾经在严格的公司管理制度下思考真理，那条件和爱因斯坦在专利局思考真理相差甚远，我因此而失去的真理的价值肯定超过那家公司乃至那个产业的市值，但是，现实的报酬是那家公司价值数百亿元，管理人员获得了高额报酬和期权，完全看不出人类在此曾经受到了重创。而且，人类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可能让人类遭受重创，限制越是严格可能性越大。例如，禁止宣传某种思想以外的所有思想就要比禁止宣传某种思想危害大得多；禁止工作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一定比完成工作后自便危害大得多。”

    阿梦说：“一切利益都不能成为损害价值的理由。CEO只向股东利益负责，军队指挥官只向上级指挥官负责，这些都是胡扯。所有人都只对逻辑负责，都只有使人类思想、行为越来越合乎逻辑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凌驾于正确的责任和义务之上，与之相对抗的法律、契约都只能证明邪恶的存在。”

    阿正说：“但是，在现有制度下是不可能严惩管理者的。例如，统治者和人民都愿意制订法律囚禁涉案金额很小的小偷、强盗，甚至杀死杀人犯。但是，除了战争的情况之外，几乎没有哪个统治者因为杀人而被杀死，哪怕有很多人因为他的统治而在现在和未来无辜死去。更不可能有任何统治者因为压制真理而被判死刑，连罚款都从未有过。”

    我说：“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管理，智人随机试错反而有可能创造价值、发现真理。一旦加强管理，反而根本没有机会。现代科学由于交流、管理、从众等问题，虽然投入远远超过前人，在发现真理方面反而不如很多先人。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甚至没有哪个理论有机会成为真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预期价值无限大的理论。根源就是经验主义，因为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解释现象上，集中在和利益密切相关的技术问题上，很少以尽量合乎逻辑为目标。所以，如果要是考虑到关于真理的机会成本，过度管理的代价会远远超出智人的想象，价值几乎必然为负。”

    阿梦说：“现在的管理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管理，有极高的概率妨碍真理的发现、传播。可是，功利主义者愿意接受这种制度，因为这总体上来看能增加利益，但是，这多少有些不智，因为这并不是增加利益的最佳途径。真相是：即使通过强权政治、铁腕管理让人民幸福、经济发展，这种管理对真理的发现和传播都必然是不利的。虽然一时一地发现真理的概率确实很小，但是，那毕竟是无限大价值，未能发现、判断、传播、实践真理的损失也就必然是无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