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子赵一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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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众多好处，于是清政府于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颁布了《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开明的政策致使去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称空前。同年，日本政府则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自行减少。

    俄国

    《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尼布楚条约国文化。俄国人主要想学喇嘛教经典，因为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很多民众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国人来华，还想学习满汉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

    对于俄国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派专人教他们。由于这种方式学期不长，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国一直希望能够定期派人来中国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

    欧洲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Fernández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国，他们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

    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称“中国商人都会在做买卖时表现的看上去很真诚，特别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抬高商品价格，而且他们在行销自己的商品时通常没有任何顾虑。”

    清朝跟日本、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

    《全球通史》里亦指出，康熙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

    康熙还派间谍出访蒙古、中亚，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呈报，书中甚至很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海禁、弛禁

    有说法是，为了打击郑氏台湾，康熙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

    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海禁，并以广东先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康熙意识到开海势在必行：“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具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并于第二年，“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台湾的明郑政权，显示了康熙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康熙少年时就挫败了政治对手鳌拜，年老时利用“文字狱”打击汉族异议人士。康熙举行“多伦会盟”取代战争，怀柔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他开创康乾盛世的局面，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部分人甚至称之为“千古一帝”。但是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康熙所谓的“盛世圣君”形象系后人建构与美化，其实他本人及其统治时期存在许多瑕疵，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清史稿》：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啸亭杂录》：仁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

    《全球通史》：①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②他在“康熙”这一年号下，统治中国60多年，并成为17世纪的伟大人物。同时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一位精细的管理者，一位渊博的学者。③康熙曾有过几回巡视，他不但视察公共工程、宽赦囚犯、聆听民间疾苦，而且还亲自审阅那些有志向的举子的科考卷子。一位为此而吃惊的教士写道：“康熙甚至会召见那些地位低下的劳工和农夫，并以一种友善可亲的态度同他们交谈，这使他深得人心。”也许是因为经常外出巡行，并能亲临下层，康熙学会了识别18个省中的13个省的方言。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①玄烨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的统治时间不仅仅是最长的，而且也是最具有活力的，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更是最复杂的。也许同时他是冷酷而且粗心大意的，在判断的时候会犯错误，但是他却拥有敏锐的自我分析能力以及对帝国的使命感，这都标志着他是少有的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人！而且被众多历史学家（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史家）所注意的是，康熙的统治可与俄国的彼得大帝以及法国的路易十四相媲美，而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标志着前工业时代，传统君主王权的最高阶段。②而且，康熙在很多事上，行事果断，对于统治和文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事，而他的人品与品格则成为理解导致清朝秩序巩固的众多因素的入口点。”

    黄宗羲：①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②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

    白晋：①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②康熙皇帝的孝顺和感恩是如此罕见，他因此获得了举国百姓的尊敬和拥戴。

    金昌业：以康熙之俭约，守汗宽简之规模，抑商贸以劝农，节财用以爱民，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至若治尚儒术，而能尊孔、朱；躬修孝道，而善事嫡母，则虽比于魏孝文、金主雍无愧矣。第其为人，明秀有余，浑厚不足。才多，故好自用；量狭，故喜自矜。……又闻通官之言：（康熙）恶闻谏诤，峭直之臣不容于朝，此岂君天下之量也？……俭德虽可尚，过俭而近于吝。

    洪大容：①六十年天下之奉，宫室之俭如此，宜其威服海内，恩浃华夷，至于今称其圣也。②臣见畅春园而知康熙真近古英杰之君也，其享六十年太平，有以也。

    莱布尼茨：现世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个空前伟大的君主。他对欧洲人颇怀好感，但起初还是不敢违反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规形式公开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亲政之后，方才办到这点。事实证明，正是康熙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换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伏尔泰：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由于精通历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欢心，以致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并公开讲授基督教义。

    曾国藩：①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②凡前圣所称至德纳行，范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律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

    梁启超：①清圣祖尤笃嗜，召西士南怀仁等供奉内廷。风声所被，向慕尤众。②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之前的事……本身却是廓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图他《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

    汪荣宝：祖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恢张帝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

    吕思勉：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

    蔡东藩：①自古藩镇，鲜有不生变者。撤亦反，不撤亦反；与其迟撤而养旤益深，不若早撤而除患较易。清圣祖力主撤藩，正英断有为之主。洎乎仓卒告警，举朝震动，圣祖独从容遣将，镇定如恒，且不允索额图之请，自损主威，圣祖诚可谓大过人者。②康熙帝为有清一代英主，三次亲征，卒平朔漠，挞伐之功，未始不盛。

    萧一山：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

    启功：历史上有“康乾盛世”之说。据我看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熙时代最强盛，雍正次之，乾隆最差。康熙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力败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绝后的辽阔，制定了开明的民族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大度而主动地拜谒明孝陵，消除了明末遗老的对立情绪，稳定了人心；推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优待人才，并注重选拔人才，促进了清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

    田淼：康熙作为一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在政务之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习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为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能不说是非常可贵的。

    柏杨：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高阳：与唐太宗均是第一流的君主，其个人修养和道德言行也是无可挑剔。论述缺点时，谓其晚年因传位而至吏治渐坏。

    戴逸：康熙帝少年即位，除鳌拜、平三藩，表现了非凡的才能；以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奖励垦荒，致力治河；争取汉族士大夫官僚，励精图治；他又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入侵，平定噶尔丹，奠定了清朝统治的基业。不过康熙帝晚年精力衰疲，诸皇子争位，举朝不宁。

    姚念慈：总体来说，玄烨是一位富有忧患意识，具有理性和克制力的统治者，他的内心情感和冲动大多情况下会服从于理性。……玄烨或许是忍人，但绝不是暴君。玄烨勤政，这是公认的。玄烨也比较精明，对于社会隐患，多能防微杜渐。他虽然多年用兵北方，但对于南方反清势力却毫不放松；他虽然时时保护满族的特权，却又很在意赢得广大汉人的拥戴；他注意到大量蠲免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曾注意到财政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存留不足，带来许多弊端，官员薪俸微薄，加派火耗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进入晚年，具体地说，康熙四十六年之后，玄烨变得日益孤独，理性逐渐削弱，更多受情绪支配，立储问题和准部之役都没有处理好，使朝局和社会陷入混乱。……把玄烨视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帝王，是人为制造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玄烨非但不如唐太宗豁达，也不如他父亲顺治皇帝福临率真。更关键是，玄烨结束了鳌拜等四大臣辅政之后，其政治取向却与四辅臣一样，都在于中止顺治皇帝的汉化之道。

    日本人对康熙帝极为尊重和推崇，翻译了《圣谕十六条》，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二战时期日本人研究异族征服中国的历史，对康熙更加钦佩，认为：“清朝三百年的政绩，也是靠它拥有像康熙帝那样以卫道者自任，把自己提高到模范帝王的地位，成为鞠躬尽瘁的贤能天子，才争取到那样难治民族（指汉族）的全面信任和拥护。在这点上说他获得了更光辉灿烂的成就，也非过言。但其中的重要因素，恐怕就是所谓‘统治者的恩德’。”并把康熙作为自己未来统治中国的榜样。

    朝鲜人对康熙帝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昏君到圣君的变化过程，康熙亲政时正值朝鲜肃宗年间，朝鲜虽为清朝属国，思明反清情绪却很浓厚，对康熙的评价也很负面，如有使臣说康熙“只知清书，不解文字”，“骄yin日甚，以游戏为事”，“荒yin游畋，不亲政事”，等等。但到康熙后期，评价开始转变，称康熙“节俭惜财，取民有制，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无愁怨”。乾隆以后，朝鲜君臣对康熙的评价变得非常高，他们认为“康熙，千古英杰也”，“大抵康熙，天下之圣主皇帝、天下之英雄矣”，“康熙自是豪杰之主，政令施措动合事宜，至今维持，皆其余荫”。清末的朝鲜国王李熙（高宗）也认为：“康熙，英杰之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