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67章 初现盛况
长安城，未央宫。 不知不觉间，时间便已经临近八月；秋老虎让长安街头的大街烫的像一屉蒸笼！ 但比秋日的闷热还要滚烫的，是长安附近，热火朝天的百姓。 虽然年初的冬天，关中大面积补种了宿麦，但去年春耕的粟米却由于战乱的影响，导致收成并不好。 按照土壤‘肥力守恒定律’，去年关中平均每亩不到三石的收成，意味着田亩肥力的损耗远低于往年。 即便年初关中补种了宿麦，还是不影响今年的粟米，长势比过去几年还要喜人！ 看着粟秆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完了要，关中农户的嘴都快咧到了耳朵边儿上。 ——今年，准定是个丰年！ 非但是个丰年，还是粮食保护价政策推行之后，关中的第一个丰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保护价政策逐渐发挥出其独特的优越性，变成了‘汉家果然仁以待民’的又一佐证。 从去年年初，粮食保护价正式实施开始，到如今的正武元年秋七月末，这长安一年半的时间里，关中粟米的价格，如不倒松般恒定在了九十钱一石！ 稳定的粮食价格，对关中百姓生活的保证自是不用多提，好巧不巧的是：过去三年的状况，彼此之间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吕太后最后一年，关中收成中规中矩，粮价算是比较稳定，基本在八十-一百一十钱左右一石。 但在秋收之后，吕太后驾崩，长安大乱，粮价便应声飞涨，最高达到了惊人的五百钱一石！ ——要知道那些每石作价五百钱的粟米，都是关中农户亲手以每石八十钱左右的价格，售卖给关中粮商的！ 吕太后驾崩、吕氏子弟做乱长安这一年，无疑是对关中百姓而言，苦不堪言的一年。 第二年，也就是去年，少年天子刘弘开始掌权，并史无前例的推出了粮食保护价政策，甚至不惜通过暴力手段，将飞涨的粮价拉回了百钱以内。 但在当时，关中百姓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感官，还谈不上绝对的好。 ——因为去年，是收成不好的一年。 若是放在以往，某一年收成不好，往往意味着农民收获的粮食，能在粮商那里卖出更高的价钱。 虽然这也意味着这一年，百姓要花更多的钱购买口粮，但对于这种长远视野的事，百姓的灵敏度总是比较低下的。 而粮食保护价政策，以及少府的存在，却让关中百姓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把‘稀缺’的粮食按每石七十五钱的价格，售卖给少府。 要说去年秋收，关中百姓为什么还要按照粮食保护价政策，把粮食一车车送到少府的售粮处，自然不是完全由衷。 ——自粮食保护价政策推行，关中已经几乎见不到粮商的踪迹了！ 就连以前关中粮商界的巨头田氏一族，都在主爵都尉田兰的引领下，举族帮着少府做粮食生意了！ 除了把粮食少府，关中百姓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再加上刘弘曾经开内库之粮阶级长安百姓、杀关中粮商以平抑粮价的举动，使得关中百姓只能无奈的以‘陛下不会害吾等’安慰自己。 而今年，关中即将迎来一次十数年一见的大丰收，关中百姓对少府、对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感官，顿时又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道理再简单不过：谷贱害农，谷贵伤农。 丰年，意味着粮食供应大幅度增长，相应的，粮价就会下跌。 这也是封建时代，绝大多数农民无法凭借种地改变生活水平，乃至于改变阶级的无奈。 ——收成一般，粮价正常，去掉家中食用的口粮，兜里就剩那两个钱。 ——收成好了，粮食打的多，粮价应声一跌，拿到手的还是那点钱。 至于收成不好，那别说手里剩钱了，能保证从粮米铺买到粮食，让全家都不挨饿，都是大多数人的奢望··· 但今年，关中即将迎来大丰收，少府却还是和去年关中歉收时一样，高挂着一块‘石七十五钱无限收购粟米’的牌子，丝毫没有取下牌子，修改一下收购价格的意图！ 这一下，关中的农户可谓是笑开了花。 七十五钱一石的收购价格，放在灾年自然是欺负人，放到寻常年间，也多少有点‘店大欺客’的意味在其中。 但在丰年，每石七十五钱的收购价格，无疑算得上实打实的良心价了！ 自汉室立这二十多年间，关中总共经历了三次大丰收。 巧合的是：这三次丰收，全都是在孝惠皇帝驾崩，吕太后掌权后的八年间出现。 那三年，关中的粮价都是什么水平？ ——孝怀皇帝四年，关中平均亩产四石出头，粮价暴跌至六十钱一石！ 至于粮商从百姓手中收购的价格，更是曾出现每石四十五钱的白菜价。 这还不是最惨的一次。 ——当今二年，关中再次大丰收，平均亩产隐隐向四石半看齐，关中粮价一夜之内，跌破了五十钱大关！ 相应的，粮商们的收购价，也是冲着三十钱飞奔··· 今年，关中几乎必然会迎来一次平均亩产四石以上的大丰收，按照每家每户都有百亩田来算，就是人均收获粟米四百石。 但相较于孝怀皇帝四年时的场景，今年，关中百姓的日子，必然会好上十倍不止··· 当年，关中农户收获粟米四百石，一个十五税一的税率、百二十钱的口赋，就要去掉将近五十石！ 剩下三百五十石卖到粮商手中，也不过价值一万零五百钱而已··· 按一家五口人算，一年的口粮是一百二十石；而丰年的粮价，会在秋收之后的来年开春，百姓要买口粮时回涨到七十钱左右。 就这样，一个大丰年赚下的一万零五百钱，光是这家人的口粮，就要花去将近八千五百钱。 剩下两千钱，够干什么？ 一家五口人，柴米油盐酱醋茶，逢年过节添置新衣，能够用就不错了！ 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时候，百姓的生存现状——丰年，往往并不意味着发了笔财，而只是意味着这一年，九成九以上的农户能保证不挨饿。 今年的状况，无疑就是让所有封建时代的农民，都趋之若鹜的状况了。 同样是每家每户都四百来石粟米，但税率，却很有可能会延续去年‘三十税一’的比例，也就是大概十三石粮食。 口赋更是被当今刘弘一纸诏令，无限期降到了每人每年四十钱，算下来一家五口上缴的口赋，也就是两石粟米左右。 四百石粟米，交完税赋，百姓手里还能剩至少三百八十石，能从少府换回足足两万八千五百钱！ 而一年的口粮一百二十石，从少府按每石九十钱买，也就是一万零八百钱；百姓手里，还能剩下一万七千多钱！ 这意味着什么？ 光是拿孝怀四年的丰收，和今年的丰收对比，关中百姓‘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便从当年的两千钱，涨到了今年的一万七千钱！ 涨了足足八点五倍！ 要是再算上年初，关中百姓从冬小麦上得到的‘额外收入’，这个比例甚至很可能达到二十倍！ 孝怀皇帝四年，到现在才过去多久？ 不过六年而已！ 六年之内，准确的说是在过去这短短的一年，汉室百姓，起码关中百姓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便暴涨了二十倍以上！ 这样的盛况，是整个汉室历史，乃至于整个神州大陆头一遭！ 看着口袋里从未出现过的一枚枚铜钱五铢，关中百姓终于反应过来：粮食保护价政策，或许并不是只简单起到‘稳定粮价’的作用。 自然而然的，关中百姓的皇帝刘弘的信任，也是嗡时暴涨。 说起来，在华夏上下两千年封建历史上，刘汉皇帝，几乎算是最好骗老百姓的马甲了。 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绝无可能成功的操作，在汉室却往往会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机会。 比如某位爷一封罪己诏，就硬生生把天下群雄并起、遍地农民起义的末世之相，重新拉回了正轨。 说到底，还是老刘家的皇帝们，把‘爱民如子’的人设立的太好、太坚固了。 ——刘邦入关中秋毫不犯，与民约法三章！ ——惠帝刘盈在位不过七年，便得谥‘惠’！ ——文帝刘恒节衣俭食，宫中姬嫔群不拖地！ 这一代代‘仁君’，一位位影帝的接替努力，在整个有汉一朝，都形成了‘皇帝永远是好的，坏的都是下面的官’的普行价值。 也正是这一位位先皇，在汉室百姓心中留下的‘面子’，才能让后来的汉天子具备一种神奇的特权。 ——无论犯了什么错，只要能乖乖低头认错，努力改正，就绝对能得到天下绝大多数百姓的追随！ 说白了：这样的西汉王朝，绝无可能断绝于农民起义、外敌入侵之上，只可能是被自己消灭。 而关中百姓不知道的是：今年，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丰年’。 原因很简单：丰年之所以被称之为丰年，正是因为这一年的收获，比过往和未来几年都明显多出一大截。 但若是每一年，田地产出都达到同样的高度的话，就不会再被称之为‘丰年’了。 ‘丰年’的判断标准，也会自然而然的提高。 在后世的历史记载当中，汉正武元年，被看做汉室正式脱离开国时期的混乱，大踏步走向盛世的开端。 而这个开端带来的，是长达十五年的‘康武之治’，及之后稳定维持共一百八十余年的太平盛世··· ············ “于南越王赵佗一事，长安城中，可有何物论？” 负手屹立在未央宫宣室殿外的眺望台，看着长安街头的熙熙攘攘，刘弘面上流露出一丝由衷的傲然。 还记得两年以前，刘弘刚穿越到这陌生的世界，整个长安城，都被笼罩在混乱、恐惧，和饥饿之内。 短短两年的时间，长安城内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这无疑是对刘弘夜以继日的工作，给出的最大褒奖。 ——百姓丰衣足食，国家富强安和，一个成功帝王追求的，也莫过于此了。 但让刘弘安心中，依旧隐隐感到激情澎湃的，是长安城内这幅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景象。 ——对于目前已经改善许多的生活状态，长安百姓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满足’！ 田亩丰收，百姓兴奋之余，盘算起要不要和乡里乡亲凑一笔钱，开几里窄渠，改善一下田亩的灌溉； 南越王不臣，刘弘还没开始骂陆贾，关中百姓就已经自发的做起了战争的准备工作！ 这样一副美好的景象，让刘弘略有些感到疲惫之余，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 但对于南越王赵佗，刘弘却并没有短时间内武力惩治的想法。 “禀陛下：自太常酂侯萧公、平阳侯曹公出使南越，关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于南越王佗，更多有愤恨之论。” “据内史故安侯申屠公言：往旬， 短短两年的时间，长安城内就已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这无疑是对刘弘夜以继日的工作，给出的最大褒奖。 ——百姓丰衣足食，国家富强安和，一个成功帝王追求的，也莫过于此了。 但让刘弘安心中，依旧隐隐感到激情澎湃的，是长安城内这幅欣欣向荣，热火朝天的景象。 ——对于目前已经改善许多的生活状态，长安百姓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满足’！ 田亩丰收，百姓兴奋之余，盘算起要不要和乡里乡亲凑一笔钱，开几里窄渠，改善一下田亩的灌溉； 南越王不臣，刘弘还没开始骂陆贾，关中百姓就已经自发的做起了战争的准备工作！ 这样一副美好的景象，让刘弘略有些感到疲惫之余，也被一股莫名的澎湃所充斥。 但对于南越王赵佗，刘弘却并没有短时间内武力惩治的想法。 “禀陛下：自太常酂侯萧公、平阳侯曹公出使南越，关中民便多有征伐之意；于南越王佗，更多有愤恨之论。” “据内史故安侯申屠公言：往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