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四章 湘军在江西（一）
江西赣州通往广东韶关的官道上，一支三万人规模的清军部队，正以极为缓慢的速度缓缓前行。W.. 南国的春天来得特快，这不刚刚二月下旬，道路两旁便满是绿色，和煦的春风轻柔吹拂，让行军中的清军战士浑身舒畅恨不得倒下睡个大懒觉。 此乃新任两广总督吴可，所率赴任逼兵马。 从正月下旬出发，三万精锐清军横穿整个江西，路上蟊贼太平军势力无比胆战心惊，不敢对这支过路清军部队有丝毫挑衅之意。 人的名树的影，吴可全凭赫赫战功立下的名头可不是吹出来的。 太平军在吴可和麾下乡勇队手下，吃过多少亏损失了多少精锐人马？ 吴可‘剿匪总督’的名头也不是开玩笑的，每每就任一地首先做的便是清剿当地土匪山贼势力，手段狠厉行动间更是雷霆万钧势不可挡。 江西太平军残余势力，经过与湘军多年来的拉锯战，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只能在乡下地方苦苦挣扎，之前所占州县城池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因为连年战乱，整个江西的秩序都一片海军乱，到处都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山贼势力，凡是地势险要的山就飘扬着名头甚响的绿营旗帜。 可以，自从湘军入赣作战以来，除了逐一收复陷于太平军之手的州县城池，对于江西秩序的破坏当负首要责任。 别以为曾国藩是什么好人，湘军上下也没啥好鸟。 因为军费大部都需自筹，湘军又不像乡勇队有诸般产业支撑，财政缺口之大可想而知。 也因此湘军军纪良莠不齐，给江西的地方秩序带来极大不安。 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又是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和湖北六省交界之地。这对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来，是必守的门户，而对肩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来，又是扼敌致死的咽喉，江西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 曾国藩有过一次比较详尽的叙述，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战后，太平军乘胜直捣武汉三镇，上游空虚，咸丰帝急令曾国藩率军上援，谨慎微的曾国藩居然婉言申辩，拒不奉旨。 他那是就提出了“其难有三端，一则浔郡为长江腰膂，陆军未能轻撤；一则内湖水师乘春涨可以由湖口出江，所虑在既出以后，孤悬无依；一则金口水陆诸军饷项缺乏，若再添师前往，更无可支援，恐饷匮而有意外之虞，臣实乏良策，惟有坚扼中段保全此军。” 曾国藩的不奉旨，无非怕失去长江中段的地利，无法保全他的水师陆军。在江南作战，十分重视水师的作用，保有江西，便能充分利用鄱阳湖，成为水师的巢xue，这一着是很恶毒的。 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余办内湖水师，即以鄱阳湖为巢xue，进而切断转战湖北的太平军与其首都天京的联系，间或出江剿贼，亦不过三分之一，与贼鏖战。 剿上游则在九江武xue田家镇处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则交战，不利则退回鄱阳湖巢xue之内。剿下游则在彭泽望江安庆等处游七，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利则交战，不利别亦退回鄱阳湖巢xue之内。如此办理， 则上游武xue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势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贼之命。” 既要将鄱阳湖作为水师的巢xue，自然必须保有江西；而控制了鄱阳湖也就控制了长江中段，湘军水师才能纵横内湖外江，可进可退。 一旦羽翼丰满，时机成熟，它便可以顺流而下，为剿灭太平军事业发挥最后一击的作用。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被曾国藩称为“长江腰膂”的九江，自然成为他必争的战略要地了。 而湘军的银饷主要是自筹，这使得江西与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显得分外重要。筹措银饷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事，他常对湘军将领：“今之办贼，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 曾国藩兢兢业业地“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闽浙之藩篱。”又亟亟乎要求“上海抽厘金拨解臣首专济楚军之用。” 这些，都明江苏浙江上海是在江西战场的湘军的军饷重要来源之一。 而广东呢 甚至在曾国薄起军前夕，就专赖广东的饷银以便动身，他曾专函当时的湖广总督吴文镕：“惟口粮一事万难为续，目下专望广东九万金来，为起程之资。” 而湘军到江西以后，广东仍然是湘军饷银重要来源之一，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过：“四五月，饷项竭蹶，每日只能合百文，待六月广东饷到，再行逐一补足，每日加赏米一升，盐三钱，将来不复扣还。” 富饶的江苏浙江广东的财力，商贾云集的上海厘金，以及收入冠于全国的粤海关税款，是湘军饷银来源的后盾，有了饷银才能使这支地主武装发挥它的战斗力。这些地区与江西不是毗邻，便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于筹饷。 而江西本身，就是湘军与太平军筹集军饷军粮的重要基地。 曾国藩承认：“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之多，所以他：“筹饷以江西为本。” 关于军粮，江西物产丰富，尤其盛产大米，更引起双方的重视。曾国藩认为“江西物力尚厚，供我水陆两军口粮，大约足支八个月”。 太平天国方面也是如此，1854年东王北王翼王三人向天王上书称：“弟等细思安微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除此以外，湖南是湘军的老巢，湘军虽然出省作战，但是，其兵勇的补充仍然要回湖南招募。 如在江西作战时，曾国藩还是“委副将朱品隆……等回湖南续招乡男四千人赴抚州训练以备攻剿”。 周风山曾国荃也曾经分别从湖南招募乡勇，这些事情都是屡见不鲜的。江西与湖南毗邻接壤，湘军占得江西，自然便于补充兵源。 综合上述，无论从战略位置粮调筹措以及兵源补给等方面，占有江西都是至关紧要的，无怪乎湘军与太平军都在江西战场投下了精兵良将，展开了历时五年的激烈的争夺战。 敌对双方在一个战场上反复搏斗五年，确实是个不短的时间，整个江西也在这样的拉锯战中打成一片废墟。 从咸丰四年十二月至咸丰五年十月(即公元1855年1月至11月)为止，是太平军楔入江西战场，阻止湘军凌厉攻势的时期。 咸丰四年秋，太平军占领的湖南湖北重镇岳州武昌，先后被湘军攻陷；十月，秦日纲率领的大军又在田家镇半壁山为湘军所败，湘军乘胜水陆并进顺江东下，声势逼人。 石达开临危受命，督师九江，咸丰四年十二月先后取得湖口九江大捷，使湘军水师丧失战船民船共七八十艘。当时湘军水军的整个兵力，也不过拥有战船“凡大二百四十，辎重炮船百二十，辎重民船百”，不能没有伤及元气。 太平军在这战役中，将湘军水师“一分为两截，出现了外江无舟，内湖无大船”的局面。留在外江的水师“实觉无以自立”，不得已上驶金口，内湖水师又担忧“不便宿食，不能扎营，……无得力将领统之，……外与九江隔绝，内又与江省远离，银两子药俱无所出。” 湘军的锐气受挫，石达开有效地阻截了湘军水陆大军顺江东下的攻势，扭转了危局。 曾国藩没有就此退却，下定决心惨淡经营江西。仅仅过去一个月，也就是咸丰五年正月，曾国藩由九江抵南昌，又是下令让内湖水师的营官“抚辑众心”，又是“设局制造炮位子药，专，供楚炮船之用”，又是“派员卉回湘，增募水勇”，又是拨船造船，甚至“设立船厂添造各船”，于是“内湖水师自成一军矣”。 在曾国藩亲自坐镇南昌竭力整顿下，又过了两个月，“今水陆各军在江西境内者，伤者平复，劳者休息，羸弱者遣汰添挟，仍可恢复去秋壮盛之气。” 接着，曾国藩对今后的战略部署作了一番具体分析，他在《统筹全局摺》中：“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论之，陆路须有劲兵四枝，水路须有劲兵两校，乃足以资剿办。” 水路以及陆路四支又分东西两路曾国藩认为“江南自九江以上兴国通山祟阳武宁等属，皆土匪勾结粤贼之渊，是为西一路，自湖口以下，由东流建德饶池徽宁四府，皆逆匪觊觎浙江之要途，是为东一路。……南岸以东一路为重要，而西路次之。”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曾国藩的强兵悍将都布置在部阳湖东西两岸。他在西路以塔齐布一军五千人屯浔郡，伺隙攻城，妄图牵制坚守九江及池口一带的石达开的主力军，使之不敢全数上争武汉，基本上还是守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