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1

    摘要]汉唐长安粮食供应，关中大约只能提供200万石，要依赖关东和东南漕运三四百万石。造成关中生产能力不足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种：(1)长安纯消费人口的渐增，如皇室及服务人口、京官京吏、京师驻军、参加选官和科举考试人员、商业和佛道等多种人口的增加。(2)关中农业生产力的不足，如为国家纳粮的耕地减少、水利田面积减少、纳粮的农户减少等。(3)自然因素，则是前2世纪至6世纪、9世纪至11世纪，关中气候向冷干的转变。班固（汉书）引民歌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并不确切。

    [关键词]汉唐长安/郑白渠/粮食供应

    [作者简介]王培华，女，山东文登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1]刘敬说关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2000多年。多种史书、地理书、农书、类书、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30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2]；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3]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4]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一、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5]卷30《平准书》。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5]卷29《河渠书》。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6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6]卷24上《食货志》。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5]卷30《平准书》。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5]卷30《平准书》。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100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3年才运700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250万石[7]，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8]卷53《食货志·三漕运》。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300万石至陝时，德宗得知后“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9]卷233《贞元二年四月》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8]卷202《萧颖士传》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10]卷501《策问二十五》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11]卷123《刘晏传》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11]卷149《刘晏传》。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12]卷63《上尊号敕》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2]卷486《率江淮水灾上疏》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12]卷763《授杜琮淮南节度使制》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10]卷788《铭三·汴河铭》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二、长安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和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1.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2)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13]96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14]卷56《江统传》唐长安人口约70万[15]，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16]102-119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2.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前2）全国官吏130285员[17]卷36《职官曲十八》，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17]卷45《职官典二十二》，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17]卷36《职官典十八》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而在开元二十五年京官有2620员、京吏有35107员[17]卷45《职官典二十二》。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700石至52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50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18]181-189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12顷至2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26顷至2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减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每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17]卷35《职官典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