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理想主义
日本从一九四一年偷袭珍珠港，致使美国海军主力受损，到了一九四三年，整整两年时间，美国海军终于在全国力量的动员下恢复，而且实力飙升，光是新建造的各类航母数量就高达七十二艘！但美国一直没有能力登陆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坚持抵抗的盟国葡萄牙已经在西班牙的进攻下灭亡，直到长崎、广岛毁灭于中国的超级武器之下，德国慑于威力，本来加紧一把力就可以占领苏联的大军竟然集体撤退，全面组织防御。 可希特勒不知道，美国政府也提前研究出了核弹头。 在长崎、广岛投放的原子弹由中国皇帝朱清严亲自命名为“战争”、“和平”，战争与和平，他希望前者永远都不要发生。而美国政府也准备投放两颗原子弹，罗斯福总统签署登陆命令，将大量航母和主力舰远渡重洋进攻欧洲大陆，登陆倒是不怎么需要，可以用航母将舰载飞机对德国本土的城市进行轰炸。 终于又爆发了英吉利大海战，上一次英国皇家舰队全军覆没，这一次由于德国海军就一艘航母，主力舰又没有美军多，实际上的巨大差距是肯定的，若不是大西洋实在广阔，美军也不至于对登陆欧洲那么悲观。第二次英吉利大海战德国舰队在明知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退却，美军利用数十艘航母出动数百架作战飞机，对德国本土狂轰滥炸，而且掺杂了两颗大菠萝，美军海军司令部的命令是除了柏林，随机进行投送。 核平柏林，只会让美德结成死仇，就像三国演义上诸葛亮和周瑜都非得在赤壁胜利后放掉曹cao一样，没办法，谁杀了曹cao，谁就得和曹家不死不休。就算曹cao赤壁战败，但他三分天下有其二，实力依然强于其中一家，孙权和刘备都承受不起那样的后果。 非常幸运的是，德国空军拦截美国空军的时候，碰运气一般打掉了一架在重重僚机护卫下携带核弹头的美军轰炸机，而剩下的一枚核弹头则落在了法兰克福。 又是十多万人死亡，又是一场人造灾难！ 同时，法兰克福的核弹头宣布美国成为第二个核大国，加之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合并，国力短时间内必然会有一个爆炸式增长，所以足够和中国分庭抗礼。 三颗核弹头投下去，全世界形势为之一变。 这次中美政府不再提出和平协议，而是敦促轴心国集团无条件投降，虽然德日先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本土受到巨大威胁，尤其是首都也有可能被逼急了的中美政府核平的情况下，一切已经无力回天。日本石原内阁最先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最靠近美国最有危机感的西班牙第二个投降，然后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 如今，就剩下德国和苏联了。 苏联情况特殊，因为希特勒反戈一击，红色帝国左右不是人，在长崎、广岛毁灭之后，斯大林宣布退出轴心国，加入同盟国，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美国政府接受了。迫于压力，中国军队不再攻打久攻不下的莫斯科，但不退出占领区，林婉芸政府表示会在战后和苏联商讨欧洲占领区问题——注意，仅限于欧洲，亚洲的广大领土，包括西伯利亚和中亚，林婉芸政府绝对不会放手。 苏联始终认为已经是同盟国集团成员，那么就是“战胜国”身份，所以不需要投降，美国政府表示支持，中国政府表示无奈。好在林婉芸对欧洲暂时还没有染指的野心，巩固亚洲占领区并加紧移民本土化才是未来联邦政府的主流，所以她最后默认了苏联的盟国身份。 随后的一个月，德国还在保持沉默，只不过德军进行全面的本土战略防御，所有人都不知道希特勒是准备顽抗到底，还是在为了投降后争取利益做准备。 显然，无论如何，德国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随着形势明朗，拉美国家纷纷加入同盟国集团，包括阿根廷、智利、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份，同盟国集团成员国达到二十四个，要知道，那时候整个世界的主权国家还不到五十个！ 穷途末路，就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延迟了的历史事件，同时也将一个理想主义者推向历史前台。 在这里，就要详细说一说前世的历史。 史陶芬伯格，纳粹德国陆军上校，一九零七年出生在德国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是德国皇家军队的将军，他从小生活环境优越，中小学上的是贵族学校。一九二三年，十五岁的史陶芬伯格就曾在一篇作文中写到，他要为德意志人民去战斗，希特勒上台前他毕业于德国军事学院，不久就加入了国防军。早期的史陶芬伯格是一名纳粹的崇拜者，他十分赞赏希特勒关于纯净德意志民族的说法，以能为希特勒作战为荣。 甚至在结婚时他也一身戎装，他说，军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军人，婚礼也不例外，在渡婚假时他选择去罗马参加墨索里尼执政十周年纪念仪式。 史陶芬伯格学历高，聪明能干，组织能力强，很快就被提拔为高级军官。但他慢慢地开始对纳粹党徒们的横行霸道，尤其对希特勒在军事上的丧心病狂深为不满和厌恶。一九四三年底，德军在各个战场上已开始节节败退，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死于他乡，而希特勒却更加一意孤行，从这时起史陶芬伯格经常说，我必须采取行动拯救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除掉希特勒。 通过朋友的介绍史陶芬伯格结识了军队中的反纳粹小组成员，他们是一批对纳粹深恶痛绝的德国军人，正在密谋策划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从此史陶芬伯格积极参与了策划暗杀希特勒的准备活动。他们的打算是，除掉希特勒，接管政府，组成以贝克将军为首的临时机构并与反法西斯盟国进行谈判，签订和约。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史陶芬伯格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部最高长官，从而有了接触希特勒的机会，从七月初起史陶芬伯格就一直把炸药放在公文包中，准备见机行事炸死希特勒。在七月中旬他曾三次与希特勒直接接触，但由于希特勒的左膀右臂戈林和希姆莱不在场，而未下决心动手，因为反纳粹小组坚持把希特勒及其主战骨干一网打尽，七月二十日史陶芬伯格将再次前往“狼窝”，参加讨论东部战役的重新部署问题，这是他几周中第四次来这里讨论各种方案，他下定决心，这次无论如何要杀死希特勒。 曾经一段时间，史陶芬伯格对克莱斯特面授机宜：德军即将改用新军服，一批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军工厂决定找个时间请军官和士兵试穿，让希特勒检阅。军工厂的内线已与施陶芬贝格达成秘密协议，刺杀行动就选在希特勒阅兵之时进行，而试穿军装的其中一人便是克莱斯特，按照设想，克莱斯特要把炸弹捆绑在腹部，待希特勒上前细看时引爆，与他同归于尽。但新军服在盟军轰炸期间全部被毁，希特勒一纸令下：取消阅兵式。 于是，秘密组织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一九四四年六月，史陶芬伯格被提升为德国后备军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位置使他能够经常与希特勒进行接触，并决心着手进行策划和准备，反复练习用残剩的三个手指安装cao控英国制定时炸弹。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一日，史陶芬伯格带了一个炸弹，与希特勒和戈林在一起待了半小时，但他没有拨动炸弹开关，因为希姆莱不在场，他们曾决定最好将纳粹三魔头同时杀死。 第二次机会是七月十五日，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史陶芬伯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虽然只有希特勒一人，他也决定启动炸弹装置，可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七月十九日，史陶芬伯格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次日十三时到希特勒藏身的地堡“狼xue”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这一次，他决定不论另外两人是否在场都要炸死希特勒。 七月二十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史陶芬伯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飞往“狼xue”，他在公文包里放了三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十一时，他准时到达“狼xue”，一位负责接待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史陶芬伯格神态自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 十二时过后，史陶芬伯格走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十四时三十分到达，原定十三时召开的会议提前到十二时三十分。时间已所剩无几了，左眼失明，左手只有三个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躲进厕所，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有几位军官甚至从他附近走过，看见他在包什么东西，但谁能想到，史陶芬伯格上校竟敢在希特勒的指挥部组装炸药，而且他是位众人皆知的人物，一九四三年他在突尼斯的一次战斗中严重受伤，炮弹炸断了他的右手，左手只剩下三个指头，右眼完全失明，但由于他指挥正确、作战英勇很受希特勒赏识。 希特勒曾表扬他是一个有思想、很理智的指挥官，因此没有人会怀疑史陶芬伯格在做什么“坏事”。 但在凯特尔副官不断的催促下，史陶芬伯格只好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为十二分钟。 他换下湿透的衬衫，匆忙赶到会场，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三个窗子，炸弹在这里的威力将大打折扣。 会议已经开始。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二十来个军官。史陶芬伯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离希特勒的腿约两米远，此时是十二时三十七分，再有五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了。 史陶芬伯格请求离开一会给他的上司打个紧急电话，趁机溜了出去。 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发现史陶芬伯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就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也许就是这个看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之后的历史。 十二时四十二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二十四名与会者中四人当场死亡，但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巨响之后，史陶芬伯格看见了建筑物冒出浓烟和火舌，他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拉响，他还是顺利通过四道党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了附近的飞机场，飞往柏林。 抵达柏林后，史陶芬伯格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后，他们得到消息：希特勒没死！ 克莱斯特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你要想想办法！” 但希特勒没死，就等于任何办法都是无用的。 暗杀行动失败后，希特勒立即展开血腥报复，当夜凌晨史陶芬伯格等四名主要参案者被枪决，死时史陶芬伯格只有三十五岁，随后一百一十名涉案军官被捕。在后来的几天里有过反纳粹言行的五千多人被投入监狱，凡是参与暗杀希特勒的军官都惨遭“盖世太保”的酷刑折磨后被害，这些人要么被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要么被用钩子钩死，处死的部分过程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细细“欣赏”。 据德国史书记载，被杀的一百多名德国军官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表示忏悔，他们默默写下遗嘱，高呼口号英勇就义。 应该说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这次刺杀希特勒行动是德国反抗纳粹统治的一次重要标志，但很多德国人并没有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纪念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同意用史陶芬伯格的名字命名任何一所学校或街道，一些人甚至把史陶芬伯格这些人称为叛国者，一个曾经参加过刺杀希特勒的人从当时的西德跑到东德，德国舆论竟称，当过一次叛国者的人永远是叛国者。 直到一九八三年有关部门才开始把反法西斯的历史资料集中存放起来，以示重视，但是很大一部分史学家坚持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对希特勒的只是少数对纳粹行为不满的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反战力量。因此，当时很多文字在描述“七二零”行动时都使用贬义的“政变”字眼，长时间以来不少德国人仍然不愿意特别谈及第三帝国和二战。 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德国领导人开始正视德国二战的历史，德国总理施罗德曾讲过，如果现在的青少年连那段历史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避免历史重演呢？那些长眠地下的受害者怎么会瞑目呢？这段历史又怎能用“不堪回首”四个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