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国时代
在基本权利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当下，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极其稀缺的匮乏资源。vodtm随着民智已开，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然觉醒，其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就愈发强烈，在这双重因素之下，与民众利益发生直接接触的部门就成为了民众怨恨和报复的重灾区，如公安局、法院、基层政府等等。二十一世纪初期，仅仅十几年爆发的一系列恶性案件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些部门相关，如杨佳袭警案、云南巧家爆炸案、贵州瓮安事件等等。 在中国，不被制衡的权力和受箝制的舆论让民众在公权力面前有着天然的劣势，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使得公权欺民之甚以致无所顾忌。民众在自身权利遭受侵害之后无法得到有效及时的舆论救济和司法援助，当所有依法维权的途径都被堵死，单个个体耗费所有个人资源并穷尽全部合法维权途径而依然无效之时，民众只好铤而走险，走上暴力报复的不归路，此之谓“逼上梁山”。 可以说，民间日益崛起的暴力维权反映的是民众的绝望和无奈，而这种民间暴力与国家暴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国家暴政是催生个人暴力最邪恶的土壤，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之所以有水泊梁山上的那群亡命之徒，正是因为有东京那样一群鱼rou百姓的高俅。 因为国家暴力的肆无忌惮，所以才促使个人暴力的铤而走险，在面对暴力事件之时，只谴责暴民而不反抗暴政的这种做法显然难逃懦弱与投机的嫌疑。 近年来，由农村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村民与基层政府的殊死博弈，而频频爆发的**更是城市拆迁中市民用血与火书写的绝望抗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算再三谴责制造爆炸的冀中星又能怎样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的话，在穿越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后，竟然还是如此有穿透力——帝制没有了，但中国还是那个中国。 国歌里有一句唱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想问下，这首国歌创作的年代背景、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是否可以与现代同日而语？过去，政府一心一意为人民，可是现在的政府，只看到了“一心一意为自己，踏踏实实贪污，兢兢业业受贿，嘴上唱高调，背后数钞票！今日公事明日做，明日出事别人错！”这样的政府真能得到全中国老百姓的支持？每年都是这个长贪污那个长落马，一年落马几十人，一人贪污多少？ 小官小贪，大官大贪！ 为什么美国公民可以私人配枪？那是因为威胁不到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给美国人民有很多实际的实惠，而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让配枪？因为配枪了，第一个颠覆的就是CCTV调查的民意支持率高达99.9999999％的中国政府，这不是不可能的吧？这样的话，支持中国政府的，还会有多少 放弃暴力维稳，走宪政之路，或许走出帝制中国的最佳路径，也才真正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 钟成要让共和国重新变回帝国，他做到了，非常轻松的做到了。林婉芸大概不会想到她培养的亲信会叛变，毕竟这是她十年的积累，她每天都会亲自接见一批来访百姓，以示亲民，这一天，她接见了钟成。 稍稍交谈几句，她就发现钟成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钟成问了一个非常广的问题：“主席，我想问你，是老百姓的民生重要，还是国家的强盛重要？” “国家强盛了，民生不就上去了？” 钟成笑着摇头：“主席，你把一切想反了，只有老百姓生活安定，国家才能稳定，这样所有的一切才会走上良性循环。主席，共和国在走着重工业和军工企业发展的道路，国力在飞速发展，但忽略了老百姓的声音，他们需要发声，需要政府见证他们的苦难。” 林婉芸淡淡道：“也就是说，共和国的基本国策需要改一改，以便更适应老百姓的需求？” “难道不是吗？” 钟成已经再无谈话兴趣，起身道：“告辞了，主席。” 林婉芸坐着不动，等他走到门口，忽然道：“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钟汗青，我只是一个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平头老百姓，可以任由政府宰割不敢还手的贱民。” 一夜之间，林婉芸还来不及反应，整个中央政府的脸都变了，本来熟悉的脸虽然还是那样熟悉，但他们不再对她毕恭毕敬，而到了年关，各大军区、战区首长进京述职，却报告的不是军区建设情况，而是老百姓的民生维艰。苏门答腊岛总督陈卓在海外已经待了十多年，按理说该换人了，避免造成割据现象，这次进京述职他就自动请辞，并推荐主席秘书长谢海阳接任。 谢海阳有没有能力不重要，关键的是他乃元首心腹，值得信任，在海外任职相当于古代“裂土封疆”的王侯，必须找一个信任的人才行。 林婉芸同意了，没想到谢海阳刚刚接到委任书，并赶往广州，在广州湾登船的时候，政变发生。 这一次政变比曾经的明帝国转变为共和国还要突然，还要温和，一点儿血都没有流，林婉芸被以三军总参谋长刘诚志大将为首的军人兵变囚禁，随即中央政府的高层皆表示“无任何异议”，然后进京述职的地方大员，包括政府一把手、军事一把手以及当摆设的地方议会一把手，全都向刘诚志组建的过渡性临时政府宣布效忠。又是一次政变，上一次政变中国从帝国转为共和国，这一次又从共和国转为帝国，是倒退，还是进步？ 都说帝制是落后的政治制度，但为什么能延续数千年而不倒？因为老百姓需要一个看得见的领导者，需要一个精神信仰，自从政党出现，政党便代替了皇帝成为老百姓新的信仰，但不可否认，中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难道真的将老百姓改造成“新新人类”了吗？ 这是不可能的，思想如果那么容易改变，英国会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来实践开启民智，走上宪政之路？ 刘诚志大将对外宣布，中华联邦民主共和国更名为华夏帝国，简称“华”，并请朱明皇室的天和皇帝朱清严登基，重新树立新秩序。恢复帝制当天，就有全国各地的学生进行游行示威，愤怒地指责“帝制乃倒退，是开历史之倒车”，要求政府立即回归共和，可惜，自古掌握话语权的都是一小部分，学生们可以愤怒，但无济于事，他们左右不了政府的决策。 刘诚志见事态严重，想调兵镇压，在南京的朱清严阻止了他，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演讲，因为地点是在雨花台区演讲的，故称“雨花台讲话”——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帝国的定义，古代帝国谁都知道，一个皇帝，一群大臣，然后治国，治得好就是治世，治不好就是乱世，然后改朝换代。新世纪帝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不同于古代王朝，我们走的绝不是曾经走过的路，历史轮回，中国重新变为帝制，这是不是又一次历史的重演？ “在回答之前我想先说一点，中国的民众确实受儒家糟粕的影响很深，中国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很缺乏民主的思想，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的制度并没有所想的那么先进。相反，无论是帝国，还是共和国，它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它是有一定的病态的。 “首先您要看到的是，无论是我们读到的各种不公平社会现象，你读到最多的是什么？无非是媒体曝光之类，全国震动，影响极坏，惊动中央，领导指示最后再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中南海政策，有些一入地方既走入死胡同，这种政策与实践链条的断层，弱势群体生命财产安全无法通过法律渠道得到保障，难道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生病了么？ “我觉得美国的民主意识相当强，但是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那片土地本来就由移民开垦，它一开始的精神就是冒险、探索与创新。美国军队不是没有开枪射杀过示威游行的群众，美国也有过野蛮的“强制拆迁”，美国煤矿工人也遭受过层出不穷的矿难，美国19世纪末也存在普遍的‘买官卖官’现象……可以说中国今天很多引起大家愤慨的事美国都经历过，美国已经建国230多年，而中国经历了太多困难，一次次的倒下，虽然在二战中崛起，共和不到十年，结果重视的又不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又怎么能得到民心支持？ “制度是需要逐步改良的，而不是一口吃成个胖子，美国的伟大不在于它的历史没有污点，而是它的国家机器在‘制衡’这一方面做的太好了。这恰恰是中国缺乏的，我们的制度有太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因为核心权利缺乏人民的监督，或者人民不敢也不知道怎么去监督核心权力的运作。你能想象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议会议员，包括很多基层的人民当面对财务部长达几十页的大堆专业词汇的预算表的感觉吗？这就是细节问题，哪怕是像美国权力制约的这么好的国家也是有权力制衡失灵的时候，别忘了他们的奴隶制曾长期得不到解决，3K党甚至猖獗一时，惨绝人寰。 “包括西欧很多国家的民主改革也是存在一定偶然因素的，比如英国，如果不是当时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势力刚好相当，谁也掰不下去，不得不找国王这个制衡点；如果不是那场红白玫瑰战争把封建贵族的势力消灭殆尽，说不定今天的英国就不存在了，而是四分五裂了，包括现在爱尔兰岛的人还是不属于英格兰岛的人。 历史的发展脉络已经这样，民主的过渡不仅是国家的事，还是每个公民的事，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因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可能放弃既得利益，仅仅为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空口号。 “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恢复帝制，不是倒退，而是是要逐步整合政府与议会，使之两者平衡，联合解决一些问题，民间资源的整合也正会发展。 “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人自古就是一个把实用理性发挥到极致的国家，而民主需要的不仅是自扫门前雪的功夫，还需要‘就管他人瓦上霜’的坚定立场，不仅我要维护我的权益，并且当你的权益收到威胁时，我还要坚决维护你的权益，这实在有一条太长的路要走。这不是消灭的问题，它已经融入了很多中国人的骨髓，中国永远不可能和美国一样，中国肯定得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还有很多参照西欧民主模式来的国家，不是内乱，就是血腥屠杀，要么种族清洗。 “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探索和实验的。 “至于历史上中国人是如何形成奴性的，呵呵，这个问题我恰恰于中国文化史中思索过。总结出来就是：你发现了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么漫长的帝国封建历史，几千年啊，从夏朝开始一直到清王朝，有几次农民起义是真正成功的，又有几个皇帝是从农民做起黄袍加身？而那些农民领袖一旦走上权利的高位，所想的便不再是农民阶级的利益，而是开始新一轮的专制权利，唯我独尊。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皇权的奴役下，养成了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就是当金字塔最顶端的是明君的时候，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当权力顶峰是昏君的时候，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 “‘国不可一日无君’，你会很悲哀的发现，中国人是期待有这么一个人来管自己的，因为若没有人管的话，‘国将不国，生灵涂炭’，并且祈求上苍，这个人最好是一个明君，如若不是，也只能默默忍受，因为反抗的下场可能是死路一条。而根据中国人历来的实用理性思想，只要不到最坏的那一步，一切都可以忍，地方上的百姓则祈求自己能遇到一个清官，如果运气不好，是个贪官，那贪就贪吧，只要别太过分，只要还能办点实事，只要能让大家有活路走——实在不行，便祈求有个好的钦差大臣能惩恶扬善。 “在这一切的过程中，都没有太多人意识到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组织一个权力制衡的力量，这股力量能代表大多数底层阶级的利益，当他们的权益受到危害时，这股力量能成为保护他们的武器，去抵抗不适合的上位者。现实也不允许，在一个封建皇朝你想去扭皇帝的胳膊，那简直是找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权力的顶峰就代表你拥有整个国家，你可以主宰任何人的生杀大权。 “这种好只是因为没有人民的监督，没有一个平衡的力量去制衡。虽然如黄宗羲顾炎武之辈已意识到君权的巨大危害，但是几千年的毒瘤岂是一朝一夕可以更改？所以到今天，有些长辈谈起共和国主席林婉芸还戏称其为‘天子’，当一个人遇到官司的时候，他想的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搜集证据而是考虑动用人脉。这种奴性实在由来已久，而且不得不说皇朝的同志们太聪明或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实在时运不济，往往还只冒个苗头就已经被专制的力量把这种潜在的‘危险’扼杀在襁褓之中了。此外，那个让很多人深恶痛绝的‘闭关锁国’政策也加深了对这种奴性的巩固，看不见别人怎么样，也就认为自己其实还过得蛮好的。 “帝国在位者们共同的权术之一，就是把百姓变成可供自己驱使和鱼rou的‘奴仆’，无怪乎林主席执政时间对学校和老师封杀的那么厉害，知识养‘刁民’啊，她自己是最清楚知识和民主思潮的厉害的。 “我感叹，如果从大明帝国开始，资产阶级的力量能发展壮大，中国很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资产阶级的萌芽遇到的不是封建的末路而是封建皇权的顶峰。 “改革至今，发展已经非常严重的公款吃喝问题，这在美国和西欧是不可能的事，但这种‘接待费’就是基于中国国情而来，而这个所谓的中国国情还不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官僚习气和所谓的关系学？ “身边总有人感叹英国的大臣会因为多申请了那么几百块的补贴而辞职，美国纽约州的审计长会因为公车私用而落马，其实这关个人道德水准没什么事，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前面有议会管钱包，后面有法院拿手铐，你看谁敢，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从一开始改革，天佑皇帝就强调三权分立，但至今也没有做到，国家制度数次转变，如今又不得不变回帝国，这实在不是中国特色制度真的就不如三权分立，而是在很多具体cao作和实践中，那就是一好听好看的摆设。 “我们的司法还没有真正独立起来，司法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利益牵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政者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只是那一刀狠切下去肯定会引起各方利益集团的反弹，到时候不但政策推行不顺如一纸空文，而且会让矛盾加深不利于社会稳定。 “一定的政治制度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文化相对应，民主改革也是如此。对于中国的改革现状为何如此，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其实并不均衡发展，很多人觉得政府做的不够好，国家对不起自己，却很少有人各司其职的完全按国家规章制度办事，或者是因为‘中国国情’下这么做很容易吃亏吧——其实日积月累、逐渐积累并慢慢改良的“公民式参与”很重要，物质基础很重要不错，但权利与责任的意识更重要，这也有赖于教育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这实在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议题。 “我想，当有一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敢于因为政府一项政治措施的失当而将政府告上法庭，因为某项制度的不公而上诉，因为警察类似‘躲猫猫’、‘喝开水’、‘强制拆迁’、‘打错认人’这种与自己无关的事而走上街头抗议或是给政治家写信表达自己的不满等等，也许中国的民主改革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