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意料之外

    牛百顺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

    今天，牛百顺刻意打扮了一番，几根头发笔直地趴在那颗圆不隆冬的rou球上，淡蓝色的西装裹着比西瓜大一号的大肚子，红色的领带散发出搞笑的光芒，一双黑色的皮鞋一尘不染，包裹着一双干瘦畸形的脚。这身打扮无声地透露出一条信息:奇迹将从这里发生。

    牛百顺穿过办公区走廊，皮鞋发出很有节奏的敲打地面的声音，伴随着这种声音，每个办公室陆续地、很巧妙地伸出形状各异的脑袋，在脑袋固定的位置，一些共同的器官很有修养地和牛百顺打着招呼。牛百顺如同在检阅部队，昂首挺胸，边走边很有风度地报以儒雅的微笑。牛百顺那颗老心脏居然发出咚咚咚的紧张的跳动的声音，这在牛百顺仕途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牛百顺在那一瞬间感觉有点莫名其妙，随着时间慢慢流逝，那颗激动的老心脏才渐渐趋于平静。

    牛百顺在办公室的时候时间是在上午七点三十五分，离八点还差二十五分。老丁、老马等几个副厅长先后过来握手、拥抱、问好，很礼节性地打过招呼。其它办公室头头也主动过来向牛百顺问好请安。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这些人的面部表情流传了几千年，几千年来顽强地在中华大地开放着阿谀奉承之花。

    走完了这些虚伪的礼节，牛百顺抽空喘了口气。他威严地扫视着办公室。

    和其他几个副厅长办公室一样，牛百顺的办公室也是两间，外面是客厅，摆放着真皮沙发、茶几，墙上挂着励志名言。里面套间横放着一张宽大无比的办公桌，我曾经躺在一个老板办公桌上试过，长度刚好可以接受身高一米六五以下的人平躺或者侧卧。聪明的制造商考虑到可能承受的压力和摇动的幅度，选材特别讲究，估计三个人在上面奋力晃动也绝无问题。

    牛百顺头脑转得相当快，大约几个小时以后，自己将重新决定办公场所，也就是说，他将搬到老张那间办公室办公。这正是牛百顺不愿意搬的。

    老张办公室除了比自己的大些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不想搬。不想搬的主要原因是去老张办公室办公感觉不吉利，还是自己办公室最好。

    对即将到来的人事变化，牛百顺可谓绞尽脑汁，他甚至考虑到对厅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人事方面进行调整。

    就在他沉湎在幻想之中时，办公室主任老何气喘吁吁地敲门进来，告诉他快去迎接候副省长，已经上楼了。

    牛百顺边往外走一边问老何:

    “所有人都在会议室了吗？”

    老何说: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说完直奔会议室去了。

    电梯开了，侯副省长走出了电梯口，随行秘书介绍了牛百顺。

    侯副省长和牛百顺握了一下手，在随行秘书指引下，直接进入会议室。

    会议室十分安静，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主席台，等待着一个消息的到来。

    牛百顺扫了一眼会议室开会的人群，又扫了一眼会议室挂会标的地方，让他异常吃惊的是那里空空如也，并没有“某某卫生厅干部大会”的字样。牛百顺内心有一种预感，这种预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就被候副省长的讲话拉回到现实

    侯副省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因张厅长突发急病住院，经研究决定，副厅长牛百顺同志主持工作。

    会上，侯副省长讲了个故事:马周上书，讲完这个故事，候副省长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会场，丢下了一屋人百思不得其解。

    写到这里，我也有些迷糊，侯副省长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寓意何在？为了弄明白缘由，我花费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这才弄清楚“马周上书”是怎么回事。至于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或许你知，或许我知，也或许你不知，我也不知。知与不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或许你会猜出些个端倪来。

    “马周上书”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马周，字宾王，于公元601年生于SD清河。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不过却好学不倦，精读经史。年方二十已满腹经纶，见识不凡。其人心气颇高，志向颇大，为人生性旷达，不拘小节，胸怀治国安邦之学。但或许是天降大任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马周早年仕途颇不得志，因怀才不遇而心情郁郁寡欢，只能每日买酒求醉，时不时蹭饭蹭酒也是难免。乡邻见其不安分守己，不事劳作，天天酩酊大醉，背后都叫他酒鬼，穷马周。

    在乡里饱受白眼，马周便想外出闯荡，期待机会眷顾而能出人头地，衣锦还乡。他辗转数州，但都未能谋得一官半职。在密州（今SD诸城），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赵仁本。赵仁本是个有钱的财主，他见马周虽衣衫破旧但气质出众，言谈举止不俗，便资助马周到京城长安去谋取仕途。

    马周携资西行，星夜兼程，终于来到大唐京城长安这个繁华都市。几经周折他投入中郎将常何府为门客。

    贞观四年（629），关中大旱，地裂几寸，古人迷信，以为是上天示警，太宗命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以自醒。群臣奏章呈上后，太宗见大多是陈词滥调和歌功颂德或夸夸其谈而实言之无物。但其中一份让太宗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其文所书之事不但条分缕析，切合实际还文采出众，字字珠玉。唐太宗甚为满意。再一看是中郎将常何所奏。唐太宗对常何太熟悉了，知道他一赳赳武夫不能写出如此不凡见地和文辞的文章。便叫来常何询问，才知是一个叫马周的小青年所写。太宗发现了人才很是兴奋，求才心切，连派四拨人去传召马周。先把马周安排在门下省任职，此后马周平步青云，官升得很快，贞观四年任监察御史；贞观六年任侍御史，加朝散大夫；贞观十二年，任中书舍人；贞观十五年，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贞观十七年，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马周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八年，任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九年，以中书令兼摄吏部尚书；贞观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他入朝后即没有受过处分，擢升之迅速，宦途之平坦，令人称羡不已，十多年时间便从一介布衣官至中书令，掌管军国政令，深受太宗重用。更让人惊叹的是他没任何背景。人们常说命运只会垂青有准备之人，若无真才实学，马周怎能在贞观四年这次唐太宗求奏中脱颖而出而一鸣惊人？一个人的成功毋庸置疑机遇是很重要的，但前提是有真才实学为支撑（当然这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合理，公正，科学的用人观念和体制，若是在一个讲特权和门第世袭的社会既使是才华横溢之人也会难展身手）。

    马周能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是和常何不贪别人之功和坦诚荐举，唐太宗求才若渴和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则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马周确有才干，其疏奏中非常有名之一是贞观十一年。文中对唐之前魏，隋等朝的兴衰进行精僻分析，并以此为前车之鉴针对初唐弊政提出自己的见解：“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今天唯GDP论者而不以民生为根本应深思）“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对地方官吏的任用提出标准和原则。刺史H县令直接关系中央政令的施行和民隐上达，关系百姓切身利益）

    马周反对分封制和世袭制。李世民在贞观十三年**********，下诏实行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制度，令皇子21人任州刺史，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14人为世袭州刺史，这同汉代的分封诸王已无本质差别。马周上书表示反对，他说：“即使是尧、舜这样的父亲，尚生出来硃、均这样不肖的儿子。现在实行世袭制，倘若一旦有骄纵愚蠢的‘不肖子’袭封嗣职，则不但祸害百姓而且殃及国家，受封贵族本身也要因此祸及子孙。”他拿汉晋诸藩作乱的前车之鉴作例子：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因为私爱的缘故却一直不能吸取教训。最后他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封赏可以多一点，但官是要做事的，必须量才任用，这样才不会给社会和国家造成危害。最后在马周和魏徵等谏议下唐太宗收回成命。

    马周总结历史提出治国原则：“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从这些奏折中可见马周对社会弊端和国政失措之处洞若观火，且能提出切实可行的矫正之道。

    唐太宗对马周十分器重，评价他：“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为了表彰马周勤劳国事，李世民还用飞白书题写了十六个大字“鸾凤冲霄，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赐予马周。

    马周还有一句名言“临天下者，以人为本。”和今天的执政为民有异曲同工之妙。

    贞观二十二年，因积劳成疾，马周病逝，年仅48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统统烧掉，并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今天看来很是可惜，这些奏章应该都有很高的政治，历史，文学价值）。马周死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很高规格的国葬。

    这就是“马周上书”故事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