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九章 出入

    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随后，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也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由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

    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随后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

    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

    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sao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

    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

    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其实，由于清政府对民间企业的缺乏管理。使得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全公司上下被当地官员、士绅、会党把持，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三百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其中以橡胶股票为最，等到这场橡胶股灾席卷而至的时候这三百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二百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

    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过条件则是朝廷要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

    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

    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混，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的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

    其实在辛亥革命这个重大的历史变革中，最悲惨、最无辜莫过于曾收复藏地的赵尔丰，此人之功绩决计可以与之前的左宗棠和之后的徐树铮相提并论，但是却被新任四川总督尹昌衡杀害。

    1911年4月，原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朝廷将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不过在赵尔丰到任之前清政府已经宣布铁路国有，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

    赵尔丰甫任，也曾一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赵尔丰被逼无奈，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

    在前世的时候，橡胶股灾导致橡胶股票大跌，致使几十家橡胶公司倒闭，让数以万计的股民的投资全部化为乌有，但归根结底这些橡胶公司不过是一些趁着市场管理不健全胡乱挂牌出售股票的皮包公司，对于那些真正拥有大片橡胶园的橡胶公司来时其股票还是有很大的保值的，毕竟橡胶股票就算暴跌，橡胶的价值一直在那里。

    在上海真正的橡胶公司确实有二十几家，这些橡胶公司虽然受到橡胶股灾的影响其股票的价格一落千丈，但有着大片橡胶园的保障总是有落到底的时候，这时候的股票价值虽然相距被炒高时差了甚至十倍，却能够让购买这个股票的股民回收一部分资金，甚至有的橡胶公司的股票在股灾过后还有不少上涨的趋势。

    不过由于徐卫的介入，这一世的橡胶股灾不仅比前世来的更早更猛烈，也比前世破坏性更大，实用性合成橡胶的一经上市，马上就以其低于普通橡胶一半的价格迅速抢占了低端汽车轮胎的市场，其中自然以廉价、耐用的徐氏汽车公司为最。

    以现在的科学技术，合成橡胶自然不如后世那样在某些方面已经让天然橡胶望其项背，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性能上都比天然橡胶差远了，但是依然将天然橡胶的价格顶的大跌，疯狂之下在期货市场的橡胶期货甚至快要接近合成橡胶的价格了。

    天然橡胶这种疯狂之下的价格自然算不得数，但是却是压倒那些真正橡胶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那些在前世本来还能够保值的橡胶股票一跌再跌，很多小型的正规橡胶公司抵抗不住这种压力宣告清盘倒闭，其旗下的橡胶园自然也低价卖出。

    在这场橡胶股灾中受损最严重的自然是花高价钱从徐卫手中买走南洋橡胶公司的日本政府和财阀，当时他们一每股九十六中元的价格买走了实际价值不过每股二十中元的南洋橡胶公司，现在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橡胶股灾中其股票的价格已经跌至两中元一股，甚至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不稳定，随时都有跌破两元的可能，为此直接导致主导收购南洋橡胶公司的负责人剖腹自尽。

    遍布全球的橡胶股灾是导致铁路国有化的罪魁祸首，也导致了南方以及西南诸省政局的动荡，不过这对徐卫的老家长沙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不过却有另一场危机慢慢向长沙逼近，那就是粮食。

    湖南号称鱼米之乡。其种植出来的稻米可以供给周边数个省份，这要造成了每到粮食收获之际各省的粮商都要云集到长沙，而长沙最大的粮商出售商莫过于湖南巡抚岑春蓂。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鱼米之乡自然吃粮食。自岑春蓂上任湖南巡抚以来他的触角便开始伸向粮食这个湖南省的经济支柱，然后通过自己的权柄不断兼并了十几家自恃朝中有人的粮商，其吃相之难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是督抚制，当时全国划分为二十三个省。每个省设一名巡抚，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长官，总督权力比巡抚大得多，但与巡抚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督和巡抚都是对上直接听命于皇帝。

    也就是说，满清朝廷委派的湖广总督虽说是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但其真正拥有绝对权力的地方不过是他的驻地湖北一省而已，不管是前任的总督陈夔龙，还是现任的总督端方都对湖南一省的事务影响甚少。

    前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简单说，真正说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发生异化，这是因为就权力的属性来说，客观上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如果不为它设定法律上的边界。它随时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财富和暴力，不适当地膨胀起来，从而得以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

    就权力的效应来看，它具有使权力指向的对象服从掌权者的功能。正是这种服从的效应，使它有可能成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趋向。

    此时的岑春蓂就是出于这种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也就是1909年的春夏之交，湖南湘西和湖北荆江发生大洪水，沿途各县十堤九溃，田禾淹没，颗粒无收，被灾者达数百万人，同时湘南衡州、宝庆、长沙各属又闹旱灾，收成不及七分，湖广两省产粮大减。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本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应对之方，妥筹善后之策的清朝湖南巡抚岑春蓂全然不顾，且反其道而行之。

    岑春蓂不仅听任邻近歉收省份沿袭过去的办法来湘采购粮食，而且他所控制的粮行竟然还与日、美、英三国洋行签订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并且通过自己在朝廷的关系网得到清廷外务部的批准。

    当运米出境的照约签订后，岑春蓂则利用其巡抚特权，指使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人，分驻长沙、汉口两地，借口全部收为官买，挪用官款抢购囤积，勾结英帝国主义私运出洋。

    有了岑春蓂的鼓励，于是乎这些外国商人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并勾引大批外地jian商深入产地，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而至派司转口，不领运单，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

    湖南谷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关切和忧虑，要求湖南巡抚岑春蓂禁运谷米出省。

    不过一方面由于畏外人甚，另一方面也关乎自己的利益，岑春蓂先是不允所请，后虽迫于事态的严重性，电请中央批准解除与日、英、美所订购粮照约，通知各洋行禁运谷米。

    禁运告示发布后，各国驻华使领却依恃1902年中英商约的规定，宣称在禁令公布二十一天之后才能施行，在此期间，外商运米出境的行为变本加厉，华洋商贩，争相购运，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驶，岳州关每日收米厘三万余串，兼旬以来，出口之米，已数百万石，全然不顾湘省粮荒的极端严重性，岑春蓂这种满清腐败官员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再次暴露无遗！

    谷米的大量出境，长沙乃至湖南境内的商绅地主也开始参与了粮食的囤积活动，命令自己控制下的粮店颗粒粮食不售，坐等粮食价格暴涨，这使得遭受严重灾荒的湖南粮荒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徐卫的影响，此时长沙乃至湖南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其湘江河段码头运输货物昼夜不停，码头上的龙门吊更是被竖的林立，甚至有人讲长沙成为小上海。

    不过，长沙的发展不过是徐卫回国这段时间的事情，其底蕴与已经开埠几十年的上海自然是无法相提并概论的，虽然因为徐卫的影响，在长沙确实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百姓依然是仅够衣食。

    对于徐卫在长沙设立的工厂，长沙本地的百姓有了一个进去又出来的过程，在早先的时候长沙城内的百姓羡慕徐卫开出的优厚待遇争先恐后的进入徐卫设立的工厂，但是随着长沙来往商人流量的增加，他们发现自己在长沙城做点小买卖比在工厂内朝六晚六的辛苦工作要挣得多，于是他们又纷纷从徐卫的工厂内辞职，然后利用自己在长沙城内的房屋做起了生意。

    随着湖南湖北两省的灾荒愈演愈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甚至发动了旨在反清的萍浏醴起义，由此可见这场灾荒的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