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八方风雨会雍州之一
这就是许谨生来到西北边防军的始末。从1932年来后，他按照西北边防军高级指挥员培养路径，从西北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一年期学员做起，毕业后先去步兵师作副师长，实践带兵二年，熟悉部队，然后再到司令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工作二年，熟悉参谋业务和司令部组织。而周平呢，和他相反，这几年是先去部队带兵二年，然后进参谋学院学习一年。这种区别是因为许谨生长处有丰富的实战带兵经验，和天生的统帅直觉与判断力，但是他的军事教育是有缺失的，黄埔一期时间太短，只能教给他怎么做连长，这么多年黄埔学生们都是在战场上提升自己，然而很多东西，在中国内战的战场上，你是学不到的，如果你抱残守缺，用内战的经验去打日本鬼子，那就要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许谨生要迅速地学习很多原来限于条件，学不到的东西，也需要把他多年的实战经验提炼成适合战争的理论。 而周平则不同，与许谨生同为黄埔一期的周平在北伐中表现出色，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候，他已经是北伐军主力师的师长了。可是从1927年离开部队后，就一直在上海游荡，和黄埔的老师邓演达等搞些第三党政治方面的事情，他们联络黄埔学生反蒋抗日，这就触发了常凯申的杀机。1931年他和邓演达一样在上海被捕，我从黄埔学生那里听说后，急忙找了宋家二姐帮忙，这小子也是运气好，九一八爆发后，常凯申有过短暂的下野，那段时间是二姐的继子孙科当政，孙公子很给后妈面子，放了周平，周平一出狱马上就到了西北边区上海办事处报到，从此投身于西北边防军抗日大业中来。 他是个有自己作战风格的优秀将领，不过他需要重新进入角色，所以我直接让他去我的嫡系部队当副师长（师长我兼）。这样他可以很快找回带兵的感觉。然后再让他补上参谋学院这一课。说实话，周平比许谨生更适合从事参谋工作，参谋长是协助司令员指挥的，而不是替代司令员下决心的，许谨生这小子，个性张扬，属于那种宁做鸡头不作凤尾的人，给别人参谋他可没那个耐性。我把他留在参谋部做副总参谋长，也是为了磨磨他的性子。周平就不一样了，他思维周密，滴水不漏，我听过他讲起他北伐的一些战例，看得出，他是用脑子打仗的那种人，而且每次战斗的敌情我情地形天气乃至后勤，他都能考虑到，作战方案也都是预设三两套，真是个天生参谋长的料。周平还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善于学习，无论是苏军顾问和教官，还是我曾经请来讲课的美国陆军马歇尔中校，对周平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都是交口称赞。后来的抗战事实也证明了，周平在联合作战方面确实技高一筹，西北野战集团军群中，他是仅次于李兴中的用炮高手，坦克与反坦克作战也属他把握最好，所以他名列西野五虎将也是实至名归。 不过，在1937年7月7日夜里，我办公室坐下喝酒的五位里面，没有周平。当时周平已经是正师长了，正在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谓庐山“军官训练团”，是1933年7月～1937年8月常凯申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庐山军官训练团由是常凯申亲自领导，以陈诚（后为王俊）为团长，罗卓英、刘绍先、柳善分任团副，杨杰任总教官，并聘请德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该团1933年7月18日正式开学，9月18日结束，先后举办三期，每期半个月左右，共轮训7600余人。以前的两期西北边防军都没有派人参加，这次是陈诚打了招呼，说老头子（常凯申）问了，刘越石那边有那么多黄埔生，怎么一个也不来培训班受训？我多少得给点儿面子，就干脆把六个师长都派了去。 不过就是周平在，这厮也不大喝的，他最多看着老许喝。那天我们坐好了开喝已经是十点多了，窗外憋了一天的雨终于落了下来，电闪雷鸣的，雨下得很急很大，雨点用力地砸在很快积水的路面上，砸出了一个又一个大水泡。室内这四位也连喝带聊，热火朝天。 陈长捷最兴奋，这次他陪同徐永昌的代表团沿着酒潼线（从玉门关到潼关的铁路，其中兰州到潼关的部分其实是陇海铁路的西北部分，而兰州向西直到玉门关的那部分也被称为陇海铁路延长线。这是西北边防区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十大工程之一）参观了张掖炮兵学校、山丹军马场、酒泉兵工厂等西北边区的战备设施，获得了代表团的一路惊叹和称赞。 徐永昌其人很值得介绍一下。在历史上，就是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接受大日本帝国向盟军投降，历史*地记录道：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分，於东京湾上，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英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暨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之其他联合诸国利益，接受上项降书。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尼米兹 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 大英联合王国代表符立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狄弗扬科 以下依次为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签署。 九月七日永昌向常凯申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经过後的几天之内，常公曾两次与他谈到战犯问题。他建议除九一八、七七事变当时及屠杀无辜之首恶实不可恕者外，不必多所株连，深获常公嘉纳。 盟国在东京湾签字之日本降书，由华盛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来，永昌收到後即送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转呈常公。并将其签字所用之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字日本降书之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盒内，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献之国府，以结束他由战争到和平的使命。 在我这个时空的1937年7月7日，徐永昌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关键职务。所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御机关，大家老听到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称呼常凯申为委员长，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机构的委员长。 和历史上一样，徐永昌是辞去了山西省主席的职务后，投奔老常担任这个职务的。徐永昌生于1887年，比我大十岁，他是中国陆军界一个传奇，他的故事非常励志。他是山西人，幼年贫苦，他十四岁又遇到庚子拳乱，有老者可怜他，把他收入大清武卫左军做杂役。就是这么个苦人儿，居然在当杂役后十年内，发奋学习，民国五年从北洋政府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央陆军大学毕业。 老徐和我是26年发生交集的，我当时带领黄埔军校工作队去北方国民二军准备建立西北革命军，后来国民二军被镇嵩军在函谷关一带阻击，彻底溃散，当时我和邓宝珊等在五原建军，很多国民二军的官兵逃到了山西，我们想把他们收拢到五原来，可是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老邓就是托老徐跟老阎求情，让我们派了办事组去山西招揽队伍，这才把很多国民二军失散的官兵送到了五原。可以说，徐永昌对于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的建立，是有功的。 后来国民军南口大败，徐永昌自己也投了山西，他为人宽厚，军事素养高，能文能武，阎锡山从此倚为干城，他也确实给阎很大回报。中原大战后，阎锡山被迫下野，徐永昌反而主政山西，但是他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多方斡旋，总算说通了常凯申让阎锡山回到山西，老徐把山西军政完璧归赵。 正是由于老徐有这种优良品质，常凯申对他印象也很好，1936年底，老徐和老阎闹了些意见，就辞了山西省主席的位子，去了南京，老常在37年初，请老徐接了病重的朱培徳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长的职位，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老徐一向温和，与阎锡山没有翻脸，而是成为了阎锡山和常凯申的沟通渠道，常凯申也利用老徐与阎百川和我的多年关系，这次在对日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常凯申想整顿兵工，就派徐永昌带领兵工署的一帮子人先到太原，考察了太原兵工厂，然后再和太原兵工厂的人汇合，一起来西北考察酒泉兵工厂。 西北边防军是全国最早建立自己的装备体系的部队，从步枪到榴弹炮的各种制式武器都是1929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确定的。同年度，西北武警司令部（为了避开编遣会议的麻烦，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改称国民政府西北武装警察部队）以未来可能的反侵略战争为标的，制定了西北武装力量整备十年计划，我们称为民十八精实案。现在西北边防军的编制、体制、装备、训练等等，都来自于该方案。 真实历史上的中国，工业基础很差，兵工厂产量少得可怜，1931年九一八前，全国兵工厂设备老旧，重武器不能生产。由国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仅有上海、金陵、汉阳、济南、德州、巩县、华阴等地的兵工厂，四川、广东、广西、山西等兵工厂则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兵工厂被日本侵占。 附表1：全国兵工厂一览表（1931年3月13日） 汉阳兵工厂月出三十节机关枪52架、十年式山炮2尊、三七平射炮8尊、八三及七五迫击炮20尊、步枪200枝、自得来手枪200枝。 上海兵工厂月出三十节机关枪64架、克式七五山炮6尊、克式陆炮1尊、八二及四五迫击炮50尊、六寸及八寸白郎林手枪20枝。 金陵兵工厂月出马克沁机关枪35架。 巩县兵工厂月出俄式双轮马克沁12架、十五公分迫击炮22尊、七九步枪1300枝。 华阴兵工厂月出三十节机关枪10架。 辽宁兵工厂十八年度规划全年出一三式轻机枪300架、一七式重机枪50架、七七野炮40尊，七五山炮26尊，三七平射炮50尊、十公分轻榴炮8尊，十公分五榴炮2尊，日出一三式步枪130枝。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月出七五山炮30尊、十公分五榴弹炮3尊、自得来手枪400枝，冲锋机关枪1000枝，日出哈其开斯机关枪20枝、三八式六五步枪40枝。 广东兵器制造厂月出手提机关枪15架、七九步枪1200。 成都兵工厂月出机关枪若干、自得来手枪若干，日出步枪数十枝。 开封兵工厂月出马克沁机关枪若干、自得来手枪若干、迫击炮若干。 衡阳军械局月出三十节机关枪18架、自得来手枪300-400枝。 云南兵工厂、济南兵工厂。 上面这些兵工厂，由于缺乏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的支持，原料都来自于国外。这些兵工厂实际是组装厂而已，只能从国外进口关键部件和各种原料后，在厂里装配。 其中后来抗战里体现最明显的就是炮管钢对火炮的生产影响。比如看上去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每月出炮很多，可惜炮管钢甚至整根炮管都要进口。山野炮和榴弹炮等身管火炮的炮管必须承受很高的膛压，因此炮管钢材及其加工工艺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国才掌握的，就算是我穿越前的二十一世纪，也只有你用两只手的手指头就能数的过来的几个国家能做大口径榴弹炮管。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钢铁厂除了被鬼子占领的东北鞍山，就是被鬼子控股的汉阳铁厂。而能做炮管的特种钢，必须用电炉提炼，全中国就是上海兵工厂在大清的时候进口了这种电炉。所以上海兵工厂每月六尊的克式山炮的炮管还真是自己的产品，汉阳兵工厂的每月二尊山炮，用的是买的上海产炮管钢。就这么点儿可怜的特种钢还被日本鬼子看作眼中钉rou中刺，一二八事变后，在停战协议里日本鬼子坚持加上一条：停办上海兵工厂。根据协议，1932年9月，上海兵工厂取消，它的机器设备先运往杭州，以后陆续内运，其中枪弹厂、炸弹厂、制枪厂的设备并到了金陵兵工厂，制炮厂和龙华火药厂则并到汉阳兵工厂。但是，上文提到的电炉，永远留在了杭州，直到消失在抗日烽火中。也就是说，从上海兵工厂取消后，中国没有炮管钢生产能力了。 真实历史抗战中我国兵工的困窘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国内仅有的汉阳和太原钢铁厂来不及迁走，设备大部分落入了日寇手中。抗战中中国仅有的钢铁厂是四川军阀留给常凯申的，年产量一万余吨，至于能作炮管的特种钢，产量不出意外地是零，对比之下，日本的粗钢产量在1943年是765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产于东北）。 中国其实战前进口了炮厂设备，当然不是常凯申进口的，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可是由于该炮厂没有配套的特种钢生产设备，工人们只好做一些迫击炮。血战八年，中国没有生产过一门身管火炮，身管火炮包含什么：除了迫击炮以外几乎都叫身管火炮：八年抗战，中国没生产过一门山炮，没生产过一门野炮，没生产过一门榴弹炮，没生产过一门火箭炮，没生产过一门高射炮，没生产过一门步兵炮，只有那个陈济棠进口的炮厂生产过九十四门三十七毫米战车防御炮，用抗战后紧急从德国进口炮管，进口了一百根，做废了六根。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抗战军民只能用血rou去对抗倭寇的炮火，这让我想起了被金军欺凌的北宋军民常说的一个笑话： 宋人甲：女真鞑子有什么好怕的？他们有一物咱们就有一物抵挡。 宋人乙：他们有金兀术。宋人甲：咱们有岳少保。 宋人乙：他们有拐子马。宋人甲：咱们有钩镰枪。 宋人乙：他们有狼牙棒。宋人甲：咱们有天灵盖。 从抗击金兵到抗击日寇，过去了八百多年，敌人的武器从狼牙棒进步到了榴弹炮，我们呢？我们的抗战军人连钢盔都做不到每人一顶，常凯申抗战前组建的所谓德械师，钢盔还是进口货，九美元一顶。而大部分抗战军人还是靠天灵盖直接抵挡敌人的炮弹炸弹，这真是万分无奈。 无疑地，国民政府应该对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落后负起主要责任。从1927年到1937年间，中国的重工业无人关注，国民政府不是不知道战争日益临近，也千方百计想整编装备出一支现代化的抗战军队来。大家看看下面的资料，就知道他们真的很急，也动手不晚。以下材料，均为真实历史中事件，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政府在整顿兵工上面是如何起大早赶晚集的。 1932年7月2日，参谋本部第一厅函兵工署： 附表2：国军建设每年需要各种炮数概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