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指挥若定失萧曹之一

    　　我从容道：“上海战事迄今为止，日军仅仅投入日本海军在上海的特别陆战队6个大队，以及由各军舰上水兵编成的临时小分队，这绝不是日本人的作战风格，日本海军的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了，日本陆军不能坐视不理，其必然要像一二八事变一样，寻求在我军背后登陆的机会以扭转战局。现我西野大军及其给养弹药有望在19日全部到位，预计战前侦察等准备工作可以在22日前完成，则总攻目前定为22日拂晓，将在预定时间内扫平虹口日军，占领日本陆战队司令部。”陈诚好奇道：“西野准备用多长时间完成此任务？”何应钦跟与他说相声似的应声道：“24小时。”陈诚看了兴高采烈的老常一眼：“好吧。”

    　　我继续说道：“西野负责歼灭的日军在东到虹口公园，西到水电路，北面包括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东校区，南面到日本陆战队司令部这个区域的，完成任务后将会把阵地交给中央军固守，西野将全军撤回长安，准备入晋或河北与华北倭寇陆军决战。然而可虑者，日本政府于昨日（十五日）公布了《帝国政府声明》，污蔑中国“轻侮帝国，非法暴戾已极”，称扩大对华作战是“为了惩罚中**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明确提出了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根本排除中国的抗日运动和消灭妨碍“日、满、华三国间融和提携”的“所由发生之根源”。抛开言辞之争不说，我担心的是如此态度与迄今为止日本官方的不扩大方针相抵触，势必转化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

    　　据西野收到可靠情报，日本陆军已经下达第三次动员令即所谓动第三号，第三、十一、十四师团均在动员之列，昨日最新情报，日本陆军已经开始编组上海派遣军，相信至少编有两个师团。以日军的动员和输送能力，这两个师团将于二十一日左右到达上海，那么登陆会是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考虑到二十二日西野将对倭寇海军陆战队发起总攻，倭寇为了救援残敌，必然加快于二十三日登陆。我方谍报人员正在设法探知日军后续登陆作战计划，然而以卑职看来，日军不外乎是从吴淞或者杭州湾两个方向选择一个实施登陆作战，重拾一二八事变的故技而已。”说到这里，常凯申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徐永昌和我比较熟悉，他问道：“越石你的情报准确吗？”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军情四处以前从这一渠道得到了大量准确情报。我百分百确信，日本陆军将迅速投入上海作战。而且，前天和昨天日本海航也对南京和南昌、杭州、广德的目标进行了轰炸，这完全是进行全面战争的架势，根本没有仅仅在上海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意图。

    　　我知道中央对于抗战有宏大之政略，在上海的作战，是看到倭寇海军陆战队实力有限，集中优势我军歼灭之，有助于引导各国对中日战事做出有利于我国的干预。但是，卑职乃一军人，喜欢从纯军事角度去考虑问题。国家最高统帅在策定战略计划的时候，从政略上将国际形势和外力条件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但卑职作为军人，我觉得抗战还是要必须立足于自身，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上。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在上海开战，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说到这里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老常的脸色，这是对着老常的病灶扎针啊。

    　　说起常凯申来，此人是个多产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是日记。如果我们相信他日记属实的话，那么老常是有些伟光正的光环的，神迹出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的日记中，他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jian，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以后的历史变化表明，日本侵略的步骤、最后的结局都与老常的推测大致吻合。以美、英、苏为核心的国际社会果然出面干涉，这一天离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果然是１0年之内，只是日本国内并未发生内乱。我在1937年回想在另一个时空看到的老常日记，真怀疑他也是像我一样的穿越者。然而这时空我与老常十几年交道打下来，我了解到只是一个和当时民国普罗大众一样，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人，这个时代特征是后来已经全球化信息化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

    　　他身处一个急剧变化的近代社会，而他的脑袋还属于传统型的古代农业社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政治家，无论是在书生从政、与常凯申有过近距离接触的经济学家何廉眼里，还是在与常打过多年交道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日记中，常的统治方式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没有开放的气度，缺乏以推进民主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勇气，不了解底层社会特别是亿万农民的需要，还有他的个人独裁作风，他对传统权术的依赖，他对制度的忽视，他的统治基本上依靠人身依附关系，他不能割弃裙带关系对政权的损害，他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了制度化的机构设施。

    　　如同他对部下对其个人忠心和驯服的要求超过了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常凯申更相信的是策划于密室之中的权谋，是精心的利害算计，早在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６日，常凯申在广州的权力舞台上初起之时，就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不过，他在此前３月５日，在日记中写过另外一句话：“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诚哉斯言，但他却未能做到“顺应时势，迎合众心”，所以他即使惊人般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步骤和胜利的时间表，等待他的也注定了内战中迅速失败的命运。

    　　在战略上，老常这代民国人经历了清末甲午战争和庚子拳乱，他们对列强*中国痛入骨髓，但是由于对现代科技和管理的不解，他们又找不到强国之法，因此，他们本能地去采取以夷制夷的古老策略而忘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诉求，总是希望联合一个对中国不那么苛刻的强国去抵抗另一个强国的入侵。在从二八年的济南惨案让老常对日本恨入骨髓后，他就把对日抵抗乃至可能的对日战争列入了日程。蒋介石这时给李济深写过一封信，意思是跟苏联人绝交之后，一定要在国际上争取一个友好的国家，这是他在1928年五三惨案之后的态度，也是他对抗战胜利的寄托。中日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太远，中国的准备特别是在军事上的准备还没有完备。当然了，国民政府的风格是永远在准备之中而又永远准备不好，在准备工作不充分的情况下去打仗是没有胜利把握的，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牺牲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常凯申和国民政府已经没有退路，可是，仍然准备不好，中日之间的差距貌似比一二八事变时还大了些，那么对日作战，就更需要一个强国的支持，最好是这个盟国直接出兵把鬼子灭了，退而求其次是盟国把鬼子逼得停战了，给中国一个台阶下；最起码的是，盟国给中国枪炮弹药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否则老常是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