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何乡为乐土? 安敢尚盘桓?
1937年8月18日夜,刚刚从日本海军武官处回来的蓝正东一身酒气,虽然天气很热,但是他却身穿三件套西服,带着宽边眼镜,满面流汗,用日语与已经熟悉的日本哨兵寒暄了几句后,慢慢地步入自己在公园坊边的家中。 西江湾路476弄公园坊位于工部局游泳场附近,公园坊由3排毗连住宅组成,坐北朝南,高三层,混合结构。立面清水红砖砌筑,层间嵌水泥饰带,山墙侧为卵石饰面,立面采用券柱廊,砖砌门楣,木装修。檐口采用高出平台的三角形山墙,有小装饰显示。这种山墙在古典主义建筑中,往往是立面构图的中心,是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公园坊六幢建筑,均属欧美毗连式公寓现代派风格,局部带古典韵味。公园坊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单体建筑面积为132.7平方米。投资业主是三个台湾人:刘灿波、凌伯驺和蓝正东。 1937年的台湾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40年了,台湾人被迫讲日语,用日本护照,不过,很多台湾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宗,于是,大量台湾人到祖国大陆发展,历届中国政府也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对他们给予国民待遇,称为台籍人,或者简称籍人。而这三位台湾籍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刘灿波,又名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于台南州新营郡柳营庄,是第一位在上海主持报业的台湾人,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投資大陆房地产,成为名符其实的“台商”。在他传奇性的一生中,曾任书局老板、创办杂志、创作剧本、担任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谍报片的导演、筹组电影公司、出任新闻社社长、引介翻译欧洲电影理论。的父亲刘永耀是柳营的望族,1908年迁居到新营。1917年他十二岁时,父亲过世,此后家中祖产六百余甲田地便由母亲陈恨掌管,到他成人后,也不让他过问家中产业,经常引起他的不满。陈恨是台南县东山乡的望族之后,性格特别刚强,行事处处严守大家庭的繁文缛节。刘呐鸥不喜受拘束的性情和母亲格格不入,母子间时生龃龉。刘呐鸥排行长男,下有meimei琼英,弟弟樱津,最小的meimei琼箫三岁即夭折。和一般日据时代台湾有钱人家的父母一样,子女成长到青少年时期,陈恨便送他们前往日本求学,自己则独守偌大产业,度过寂寞岁月。刘呐鸥虽然和母亲性格不合,但是事实上他是很体念母亲的。他本来有志前往法国学艺术,但因为母亲在,不敢远游,所以选择在较近的日本和上海求学。 1912年刘呐鸥七岁,进入盐水港公学校就读,1918年十三岁时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即后来的长荣中学),学业平均总在八十分以上。他旋即于1920年退学,转到东京的青山学院插班中学部三年级。1923年中学部毕业,继续念青山的高等学部(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文科,专攻英文学,于1926年3月毕业。毕业后立即到上海震旦法文班插班入学,到九月间和戴望舒同班。 1928年刘呐鸥拿出资本,跟施蛰存和戴望舒合作开设「第一线书店」及出版文学刊物《无轨列车》。不过四个月后书店即因「宣传赤化」之嫌被迫停业。次年,他们再办水沫书店和《新文艺》月刊,并结织了穆时英。由于通晓英、法、日等语,见识比较广博,刘呐鸥对当时外国新派文学及电影风尚十分熟悉,且极为热衷。这段期间,刘呐鸥陆续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电影漫谈和翻译,并于1930年出版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在文学圈中颇为活跃。与施蟄存等人被归类为“新感觉派”作家。 不过到了1931年初,刘呐鸥开始弃文从影。由于刘呐鸥无法再投入资金,加上书店的出版物又被指「宣传赤化」,众人决定自行结束水沫书店。后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刘呐鸥迁入法租界,渐渐不想再干文艺事业,于是淡出文学圈子,转而从事电影工作。 1932年28岁 发表电影评论《影片艺术论》,出资成立[[艺联影业公司]],并由黄漪磋领队至广西实拍摄《猺山艳史》(杨小仲导演) 1933年29岁 三月,与[[黄嘉谟]]等人合办《[[现代电影]]》并发表《Ecranespue》、《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欧洲名片解说》、《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电影作者》、《关于作者的问题》、《电影节奏论》;七月至十月,与黄嘉谟至广州,率领[[艺联影业公司]]沪粤二地的男女演员拍摄新片《民族儿女》,编导工作由二人负责。此片为黄氏与联合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之作品。 [[1934]]年30岁 发表剧本《Aladytokeepyoucompany》及电影评论《现代表情美造型》、《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作品狂想录》 1935年31岁 七月,与[[黄天始]]等人进入[[明星公司]]编剧科,完成剧本《永远的微笑》后,进入[[艺华]]担任导演 1936年32岁 编导《初恋》(艺华),后赴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担任电影编导委员会主任及编剧组组长 1937年33岁 一月,编剧《永远的微笑》上映,编写分幕剧本并联导之《密电码》(中电)推出 凌伯驺生于1985年,他的故事在于他背后是台湾第一大家族,首富台北凌家,当时的凌家据日本有关方面调查,资产在一亿元以上。他获得凌家当家人凌熊徵资助,得以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商科,毕业后曾经担任一段时间凌夫人(大名鼎鼎的盛五小姐盛关颐)的秘书,后来进入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工作。 蓝正东生于1904年台湾台南,他的父亲蓝衡是台湾著名学者,生于1878年的福建龙海富豪之家,本来可以在这样幽雅的家园中无忧无虑地成长。然而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复巢之下,安有完卵?外敌袭来,无人可免。蓝衡18岁时,家难国难接踵而来。他的父亲因故乡沦亡悲愤不已,于1896年8月14日辞别人世。台南陷落不久,日本政府相中城北环境,要在此地建造法院、宿舍,征购了蓝家祖屋。于是蓝氏家族被迫别离了已经聚居二百余年的故宅流散四方,连横一家也迁到城西。 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现代化实行了限制措施,尽量不在台湾发展工业,形成了所谓工业的日本,农业的台湾的产业布局。在教育上面,日本除了实行日语教育外,还别出心裁地,不给台湾建设高等教育机构,整个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台北帝国大学,而且,可以理解的是,主要名额留给到台湾的日本移民子弟。日本人觉得知识越多越反动,越不好管理,所以在台湾只有职业教育和普通中等教育为主。技工学校倒是真不少,可是对于蓝家这样的衣冠士族而言,祖上科举捷报频传的,到这辈子成了车工钳工?当然一万个不愿意。蓝衡从此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他心系中华,但又明白清廷腐败无能,于是渐渐地参与了孙文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专心撰写了台湾通史,这本书的面世把蓝衡在台湾文化界的地位得以确立,终于让他有以安慰蓝家先贤。蓝衡作为台湾文化界的名人,与日本台湾总督府及台湾首富林熊徵都有密切往来,然而他是个深明民族大义和历史进程的人,对日本侵华势力的疯狂,他从来就心知肚明,他爱中国,也教育自己的儿子蓝正东要为国尽忠,1936年春,蓝衡在沪患肝病,6月28日病逝,享年59岁。弥留之际,嘱咐蓝正东:“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克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后不到二月,正东诞子,因名之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