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零九章南都儿辈应相念,过尽征鸿犹未归

    　　杜聿明原来还真是跟随刘琨去西北创业的黄埔军校一期生。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杜家是米脂县大族，是那种大到了不可能倒的大族，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是把教育变成了家族特权，杜聿明就是个例子，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杜聿明十二岁时，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杜十六岁时，其父由榆林返家，见其因cao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校长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等。同班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柳青）等。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与榆林同乡阎尚奎、马师恭等人先后来到北京。本来杜聿明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如果照这样下去，他很可能又将成为陕西省教育界的又一位杜家新星，在读书育人的道路上发光发热，但在京停留期间，他目睹北洋军阀贻误政事、膺窃国柄的黑暗。[1]同行的陕西同乡学子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于是十几个个进步陕西籍进步青年们头脑一热，一起赶到上海，找国民党黄埔军校上海招生负责人，陕西同乡于右任老，要求投考黄埔军校，但考试时间已过，招生已经结束。于右任爱才心切，决定以个人名义推介他们前往黄埔军校。于是当场撰写了一副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于先生说，这副对联含两条革命口号。上联“登高望远海”，指打倒帝国主义；下联“立马定中原”，指打倒卖国军阀。吩咐杜聿明到黄埔军校以此作为介绍信面见校长常凯申。

    　　常凯申见到对联，非常高兴，认为这十个字正好说出了自己的志向，找裱工裱好后张挂在自己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上。并将于先生送来的学生全部收下,就这样杜聿明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历史证明于右任老的推荐是效率很高的，这批人后来最低军衔是少将，他们包括关麟征、张耀明、阎尚奎等名将。

    　　1925年春，在军校的号令下，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斗打响了。攻打淡水城时，杜聿明和同期的陈赓等同学报名参加了刘琨教导二团组织的敢死队进行爬城攀攻，最先登上城头的也是杜、陈两人，紧接着他俩又打开城门，迎来大队人马歼灭残敌，终获全胜。同年3月，杜聿明跟随刘琨一行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宋庆龄、宋子文的接待。他们拜祭了孙中山。刘琨接受了总理有关西北革命的遗嘱和致胡景翼的信，遵嘱转赴开封，与国民二军胡景翼联络，从此在刘琨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黄埔军校西北服务团的工作，后来跟随刘琨，经过五原建军、西安解围、西北大剿匪，成为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某主力团营长。然而随着西北完成和平统一，到1930年国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一直致力于西北的救灾和建设，杜聿明是个喜欢带兵打仗的人，他见刘琨拒绝内战，对二次北伐也缺乏兴趣，就向刘琨提出要去找常凯申参加北伐，刘琨也不相勉强，为杜聿明等愿意东去南京的同学们开了欢送会，还发了路费和写了推荐信，把杜聿明推荐给了张治中，当时张治中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1929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师长徐庭瑶要求部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cao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杜聿明在皖北大别山内战中率部穿插，突入霍丘，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

    　　从上面的经历可以看出，杜聿明和西北野战集团军群源远流长，关系很深。杜聿明的两位堂兄：杜聿昌和杜聿鑫分别在西野担任师长和旅长，深得刘琨上将青睐。这次来上海的杜聿鑫，是西野第一个机步旅的首任旅长，刚好和杜聿明是同行：中国陆军第一代装甲兵将领。杜聿明自从离开西北纵队投身中央军后，还没有机会回过老家呢，两位堂兄他只在长城抗战时候与杜聿昌短暂相遇，也没有机会详谈。

    　　那次偶遇是在1933年3月。当时日军进占热河并向长城各要塞推进，在承德沦陷时，东北军王以哲军一零七师（师长王以哲兼）防守在承德西面溪平县城，这里有滦河作依托，可以固守，最少也应该阻滞敌军前进的时间。但这个师一与敌人接触，稍有伤亡即撤退到巴克什营，让敌人安渡滦河。继而溃退到古北口。这时十七军军部正由蚌埠乘车向北平前进。由于承德沦陷，敌人逼近古北口，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张学良（主任是蒋介石兼）直接指挥关师于三月六日由通县出发，八日凌晨到密云，当夜又命令向古北口增援，暂归王以哲军长指挥。

    　　第25师奉命开往古北口阻敌。接到动员北上命令后，师长关麟征先遣副师长、73旅旅长杜聿明乘快车赴北平，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请示机宜，了解日寇进犯情况。张学良对25师的编制、装备、训练及日常事务生活等情况问得非常详尽，对于日寇侵占热河，东北军抗战的情况，以及我军抗战计划，战略战术与经验教训等却很少谈及。

    　　杜聿明急于了解这些情况，问道：“热河的情况如何？”张答当天尚未得到电报，只说日军并不多。杜又问我军现在何处作战？张说在承德附近。再问：对25师计划如何使用？张说先到通县休息休息再说。杜问对日作战应注意些什么？张说日军飞机很厉害，要注意防空，详细情形将来同王以哲军长研究研究。张又假装镇静地对杜说：“东北军打得很好，日军吃了很大的亏，中央军来更有办法。”

    　　什么办法，张并未对杜说出，即连喊副官倒茶，似乎怕杜追问下去，难以答复。杜见此情况，即行辞去。杜当时的印象是：张学良对小事（日常事务）聪明，对大事（对抗日战事）糊涂。为了解情况，杜聿明又来到军分会，见各处人员表面镇静，实际极为慌乱。参谋处的主要负责人，办公时间都不在，据说是料理私事去了（实际上准备逃走），仅有些看守办公桌的小参谋，一问三不知。就这样，杜在北平好几天，未得到热河敌我的真实情况。据说就是张学良本人也不十分了解。

    　　3月5日，第25师在通县集中完毕待命，此时第17军军部尚在蚌埠。6日奉张学良命令，着该师即进驻密云待命。7日该师正向密云前进间（密云距通县140华里），中途又接到了张学良的急电：敌已侵入平泉、承德，其先头似达滦平；第107师在青石梁、曹路口、巴克什营构筑工事；第112师在古北口加紧构筑坚固阵地，阻止敌人……着第25师迅速向古北口前进，与在古北口之王以哲军长极力联系。25师奉令后，即于夜十一时出发。关麟征和杜聿明乘汽车先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二人的汽车从石匣镇北开数里，即见东北军车马人员，狼狈不堪地向南奔驰，步骑炮兵及行李辎重毫无行军序列，道路阻塞。车行如牛，深夜十二时前后始到古北口。当时107师正由热河撤退下来，古北口街道，人喊马嘶，杂乱异常。杜聿明看到一零七师正由古北口向后撤退，人马车辆毫无秩序，似乎有敌人在后面追赶，但却一直没听到枪炮声。这不仅是影响了还在古北口防守的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张作相的儿子）的官兵士气，也影响了正在前进中的关师的士气。一零七师这么一垮，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要求王以哲也要撤离古北口，王不同意，要张建柜等待关师到达接防后再说。

    　　杜聿明们到达王以哲军部时候，看到一出闹剧，此时王以哲和112师师长张廷枢正在王的司令部大声争吵。张说：“你的队伍能走，我的队伍就不能走，是什么道理？”王回答：“没有命令你就不能走。”张说：“听谁的命令？你能走，我也能走。”他们双方站在门口的卫兵都怒目相对，好象真要厮杀的样子。关、杜到后，争吵犹未停止。王以哲介绍说，有诸兵种联合之敌，兵力未详，已逼近长城，正与我占领长城一带阵地的112师对战中。但关、杜二人当时未闻有枪炮声，似乎当日长城沿线并无战斗。事实上也是在翌日午后三时日军才开始向古北口攻击。虽然没有日军的枪炮声助兴，在场的几位中国陆军中将、少将们却丝毫兴致不减地唇枪舌剑，此时王以哲要25师接替长城一带112师的阵地，关麟征则要112师在第一线担任防守，第25师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并请王以哲坐镇古北口指挥。王既不同意25五师占领第二线阵地，又不欲在古北口指挥，而想急于交防撤退。双方相持不下。

    　　争执间，关麟征征求杜聿明的意见，杜认为东北军士无斗志，王、张二人意见不和，既不可能强留，即留亦不能力战。从地形上看，长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敌人；失之则处于不利的态势（因古北口南城地形低于长城，是历史上战役中驻军后方所在，形成一个小市镇，北关大，城内小，军事上的价值不及市外的长城）。如我们坚持占领第二线阵地，第112师将弃长城而撤退，反不如以25师接防古北口将军楼第一线阵地，让第112师去占领古北口以西、河西镇以北长城及八道楼子之阵地，使双方阵地正面缩短，互有依托；而第112师不担任正面，尚可能多留几天。杜聿明提出建议，可以照王以哲的意见，接替古北口长城112师的防务，但112师必须担任河西镇及八道楼子防务，与25师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