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长安未央

    　　1937年7月7日夜里九点多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徐次宸和兵工署署长俞大卫正在长安市派克大厦底层的西式酒吧里面对酌，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式酒吧，有着低矮的木制天花板和粗糙的橡木横梁，那摇曳的烛光，“温暖的啤酒”，铁艺的壁炉，还有英国开发的最好的木头家具{铁艺等}，却有一个爵士乐队在演奏着花旗国流行的音乐，而啤酒却是独意志地道的鲜酿。这是因为派克酒吧是外包给几个新从欧洲移民到长安的犹太人经营的，他们来自慕尼黑。

    　　这地方是俞大卫和手下在1937年初来长安的时候发现的，兵工署聚集了一大帮子独意志留学归来砖家，他们无论专业如何，都是独国啤酒的铁粉，而派克大厦的这个酒吧，竟然有从独意志进口的全套酿酒设备，真是大大满足了这帮独粉的胃口。于是从此，兵工署就和派克大厦的长安派克酒店签署了长期协议，这帮独粉们每次到西北出公差就住在这里，这次也不例外，今天他们刚从酒泉回到长安，又入住了派克酒店，晚饭后俞大卫拉着徐次宸来酒吧里过一把洋荤。

    　　1932年5月，长安派克饭店由四行储蓄会出资建造，设计师是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承建是西北陶馥记营造厂。采用国产花岗岩及釉面砖作为大楼的外墙贴面，大大降低了成本。

    　　匈牙利人邬达克是当时春申市的著名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包括达华宾馆、原美国总会、中西女塾、万国储蓄会、四行储蓄会大楼、宏恩医院、宝隆医院、慕尔堂、联华公寓、广学会大楼等。邬达克生于1893年，1916年他33岁时当选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会员，两年后的1918年他进入春申克利洋行，从1923年至1933年的10年里的设计都是复古风格，这种情况在他40岁的1933年设计大光明电影院时才改变为先锋派。

    　　1934年12月，国际饭店落成，高24层、83.6米。其高度将“远东第一高楼”的名号保持了49年之久。春申最老的金库藏身于国际饭店地下，这座位于国际饭店地下室的金库前身是四行储蓄会国际保管箱库，曾为远东第一大金库。国际饭店最早安装了速度达每分钟600英尺的电梯，当时除了纽约有两部这样的高速电梯之外，国际饭店是世界第三，可惜改造时这部电梯被淘汰了。但保留了两部特殊电梯，一部是不足一平方米的迷你电梯，一部是能装进汽车的巨型电梯。自动灭火喷淋装置在国际饭店建成时就已经安装到了每一层楼面。

    　　西北陶馥记营造厂老板陶桂林(189l一1992)，1891年出生于南通县吕四镇陶家沟村(今启东市吕四港镇)。12岁到春申福生木器店当学徒，4年后受雇于一家木器厂，并且每晚到夜校学习英语。而后他先后受聘于美商中国营造公司、美孚洋油公司、美商聚丰建筑公司任木工翻样和工地监工、工地主任，在此期间他掌握了当时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技术。1922年11月13日.30岁的陶桂林创立了陶馥记营造厂，陶馥记营造厂是近代春申乃至全国最大的建筑企业。起初承接一些小工程，后来聘请了一批留学生作为技术人员。

    　　1927年冬，他以造价928085银两承接了第一个大工程——花城中山纪念堂。此后，陶馥记在港澳及南洋名声大振。1929年陶桂林进入石城市场，承建中山陵第三期工程历时6年，耗资220万元，后又承建国民革命军陈亡将士纪念塔（今灵谷公园）等，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型建筑企业。高四层的“馥记大厦”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本是陶的办公楼，后成为鼓楼百货商店大楼。1934年总包“远东第一楼”石城路24层的国际饭店使得陶桂林名震天下。

    　　北四行是诸夏国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四家在北方著名的私营银行的合称，为诸夏民国时期北方金融集团之一。这个金融集团对于诸夏民国的银行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研究春申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专家学者均会论及华资银行的南迁，尤其是1930年代以后，以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为代表的华资金融业总行选址的变化，直接促成和巩固了春申金融中心的形成。北四行最初由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鼎昌主持业务，后吴鼎昌任职实业部部长，北四行遂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主持。北四行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全是南方人，但相对“南三行”而言，北四行在成立初期的主要经营范围在诸夏国北地区，故有此称呼。也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北洋军阀时代发展起来的北方金融资本，主持人大都为北洋军阀，中南银行则依附于北洋军阀”，故而被称为北四行。北洋时期北四行依附的对象主要有两个层面。政治上仰仗政学系的帮助，业务上依靠诸夏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扶植。

    　　政学系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集团，起源于张耀曾、李根源等为支持段启瑞对德宣战而成立的政学会。1918年段启瑞解散旧国会，张耀曾等南下参加孙义贤在广州成立的护法政府。期间，与滇贵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勾结，对孙义贤动辄掣肘，被称为政学系。政学系人员先后参与徐世昌、曹锟政府，成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是北方官僚资本的中坚。中行、交行以及北四行的主要人员都是政学系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此外，胡笔江为政学系中与豪门合作最早者，曾由梁士诒推荐担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北四行集团的设立，以及四行准备库的开创均与胡笔江有关。有了这层关系，总行远在春申的中南银行后被政学系笼络，成为了北四行之一。当时舆论斥责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与军阀是“财阀盗阀同恶相济”，甚至对中南银行表示不理解：“中南银行的大股东是华侨黄奕住，他是有资本的……何苦这样帮助盗阀难道不这样，中南便无事可做吗”

    　　然而在利益面前，银行业并不会十分介意投靠谁。近代诸夏国金融业一向都追逐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官僚资本发源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债及外债利润可观”。“公债者，以国家信用为抵押之具者也。今我国政府于财政窘迫之际，不惜以十数元之微值，发行面额百元之公债。”所以燕都政府时期，燕津地区金融特别发达。

    　　为了支撑军费开支，石城政府也大量发行公债。“自国府建都石城以来，历次所发公债，几无一照法价折卖，均在五折至七折间出抵。”银行业作为承包方，可以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如石城政府在战前举借内债约为11亿元，实收不过六成，其中至少有4亿元以上是被银行作为利润拿走的。根据日苯东亚经济调査局的数据，自1927到1933年，石城国民政府发行公债113亿元，而实收额只有64.5亿元，比率仅为57%。当时承卖公债的银行，除了诸夏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外，就是浙江兴业、浙江实业、春申储蓄等江浙财阀体系的银行。北四行虽也有参与，但数量相对较少。如此巨大的公债利润，促成了石城政府与江浙财阀沆瀣一气。江浙财阀靠此获得暴利，短短数年内便“取北洋财阀而代之”，江浙财阀成为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金融资本集团。有鉴于此，北四行出于挽救自身颓势的考虑，积极谋求南下发展。同时北方系的其他银行，以及四川、广东财团的银行纷纷从全国各地迁总行来沪。这无疑是来参加石城的公债热。银行界成为政府政治上寻租的对手方。北四行只是在经济上与江浙财阀合作，理由是其总行始终在北方，直到日军入侵京津陷落才南迁春申。

    　　诸夏民国的衰落与当时金融界追逐政治牟取投机利益导致的金融脱实向虚，密不可分。诸夏民国的银行整天在搞国债一类的投机买卖，对于工农业的贷款根本不上心。西北边区的金融专家研究近代春申和江南的经济金融活动中发现，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江浙一带，普通民众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非常微弱，生产方式不被看好但又缺乏必要生产资金的农民只能依靠自己朴素的方式进行融资。

    　　研究表明，距春申不远的浙省嘉兴县，“私人借贷是调节农村金融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各处农民，除少数富有者外，大都负债。少者数十元，多者千元，亏欠二三百元者，比比皆是”。1930年对春申市140户农家的调査亦载:“借债一途，为生活不足时之暂时救济法……有一部分农民，非赖此不能弥补入不敷出之现状。”其“借款之方法有种种，最普通者为直接借入现金，其次典质，再次约会。以农家类别言，借债之家均超过半数以上。最多者半自耕农，几占78.7%；佃耕农72.7%；自耕农量少，亦有55%”。就其借债利息而言，不乏高利贷，而越是贫困者所受盘剥越重，该项调査者直言:“农家愈穷困，利率愈高，盖但求‘医得眼前疮’，即‘剜却心头rou’，亦不能不忍受痛苦。”一些农户为躲避高利贷的盘剥，采用诸如“揺会”的传统方式互助互济。据1928年对春申近郊农村的调査:“乡民又有集合揺会者，每年举行三四次，每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会款自一二元至二十元不等，藉作经济之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