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日军大头目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为

    “七七”事变后，日本陆续增兵中国，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改变其作战序列。1937年8月日本组建“*遣军”，同时将原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11月，日本参谋本部为统一指挥上海作战，又组建“华中方面军”，将“*遣军”划归其管辖。1938年日本大本营为统一指挥华中地区作战，组建“华中派遣军”，而撤销“华中方面军”和“*遣军”。1939年9月为了巩固在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并统一调兵，日本组建“中国派遣军”，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撤销“华中派遣军”。冈村宁次为“中国派遣军”第三任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东京人，早年曾来中国参加日俄战争。1923年，冈村宁次任参谋本部驻上海武官；1927年任第六联队联队长，后任参谋本部战史课课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冈村宁次被任命为“*遣军”副参谋长，后转任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1932年冈村宁次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副参谋长，参与炮制《治安警察法》《暂行惩治盗匪法》等。1933年5月，冈村宁次作为日本*代表与中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通路。1935年冈村宁次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成为日军大本营的核心决策圈人物。1936年任第二师团师团长，1938年奉命组建第十一军。1939年4月，冈村宁次仅用七天就占领了南昌。他提出“讨蒋爱民”的口号，以分化抗日势力。1941年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推行“三光”和“无人区”政策。1944年率部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8月任第六方面军司令，攻占桂林、柳州。1944年11月，冈村宁次被任命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想以新的进攻来挽救日军的颓势，在美苏联合打击下终遭失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签字投降。此后，国民党政府委任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工作总联络部长，进而向其咨询，发挥他曾与八路军作战的“经验”，帮助*打内战。1949年1月被国民*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离奇地宣判“无罪释放”，并被送回日本。1950年，冈村宁次还被*聘为台湾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

    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基本都与中国相关，日本侵华战争的每一步骤都有他的参与，堪称“侵华日军第一人”。

    冈村宁次卢沟桥事件爆发之时，我就想到日本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

    我在临时检阅松花江沿岸驻军时，1937年7月9日在通河接到电报报告，得知7日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件。13日回到哈尔滨后，通过各方面的情报和报纸，大体知道了事件的内容。我虽然肯定中央部和军部的措施（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但有如下感想：

    回想7月14日及22日在日记中所写的要点并加以综合，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一事件的背面，*对第二十九军这一地方部队的实力因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兴的（这是中国人自古常用的手段），同时，国际共产党和斯大林对日本在满洲以外地区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欢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恰如他们所愿。因此，必须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决。事件继续发展虽属势不得已，但深陷下去，当为苏联所喜。”

    此外，7月23日的日记记载，虽然一时阴云消散，似乎出现就地解决的可能性。但还不是彻底处理办法，估计今后同样事件将要频频发生。我的预言不幸言中，终于发展成为全面战争。

    我从来反对与中国进行长期战争，反对*工作，也不赞成开始太平洋战争。……卢沟桥事件爆发之时，我就想到日本从此将进入多事之秋。（注：我虽然有如此想法，但此后却始终在中国战线，并四次出任军司令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使人啼笑皆非。）

    从1944年9月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转调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经历

    1944年8月25日，我被免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而充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这种似极平常的人事变动，本无足怪。但其后仅隔三个月，又被转调他任，对于关系重大的方面军司令官职务变动如此频繁，使我感到诧异和不满。

    第一，由当时全军最大的华北方面军转调新编较小的方面军（即使负有作战任务），似为左迁，但从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部大将又转调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来看，也可算荣升。

    第二，第六方面军既然如此重要，何以莅任仅三个月，又调我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而再令冈部继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致使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随之陷入仅隔三个月又办交接的窘境。何以最初不将冈部派到第六方面军司令部？新编军作战艰难固在预料之中，但冈部岂非出色的大将？我在第六方面军部署繁重作战任务仅仅三个月，即被调离而将残局委之冈部而赴南京，心中极不愉快。既对冈部感到内疚，又对大本营抱有强烈反感。人皆贺我荣升，我却心怀不满。

    第三，第六方面军的参谋长由宫崎周一少将充任，副参谋长由天野正一少将充任。前者为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代的作战课长，后者为作战主任。配备与我如此投缘的干将（不知有意安排抑或巧合）其用意当然期望此次作战将能排除万难，势必成功，然而，未满半年，该二人竟亦调往地方。

    总之，此事至今我仍困惑不解。在此种情况下，中央当权者即应派遣专人或以密函，向我坦率加以说明（暗示也可），方为统率之道。人事安排虽严禁解释，可避开人事说明的形式，而在慰问言辞中交代一二，以免引起疑惑为好。

    1944年8月24日，我于河北省的石家庄巡视下属部队，忽接北京司令部电话，报称收到转任密令电报。于是立即返回司令部。25日被任命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随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来去汉口赴任的指示。

    ……

    9月2日由北京出发，经南京，9月4日抵汉口。为何取道南京，虽已记忆不清，但当时华中西部制空权已基本掌握于敌手，因此，去汉口时一般均沿长江一线前往。

    此次为继第十一军司令官任内，攻克武汉之后再度进驻汉口。前后两次环境大变，令人吃惊。以前敌机极为罕见，在汉口、九江之间，往来内地之大型运输船，常达三四十只，如今连十吨左右的小汽船均被敌美空军炸光。以前，此地住有数万日本侨民，店铺很多，相当豪华；如今，侨民大部归国，留者寥寥无几。偕行社尚有一些男女服务人员，照料军人食宿。甚至我的居处亦有变化，以前位于汉口市内，彼时常从二楼窗口眺望街头情景；如今改在汉口东郊为树林环绕的旧军事设施之内，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到。飞行队青年军官因频频出征，常常有去而不回者，人数逐渐减少。在偕行社食堂每天照料他们的少女，睹此情景，露出凄凉神态，毫无青年朝气。

    到汉口接任后，发现所属部队风纪败坏，中国事变爆发后的残暴行为屡屡出现，用普通训示方法制止，恐已无济于事，乃决定改变形式，印发如下标语式的训示，以便时刻诵读：“统集团（第六方面军代号）司令官五训：一、贯彻击美爱民，戒烧、戒jian、戒杀。二、遵守卫生纪律，怠忽卫生而致病，即为不忠。三、行为不检至为可耻，丢失武器、损伤军马亦军人之耻。四、道义乃无形战斗力，对友邻部队应尽情谊。五、爱护节省装备弹药。弹无虚发方为强兵。”“戒烧、戒jian、戒杀”为我在北京即已颁布的标语训示。

    在空战方面敌人一旦居于优势，我空路交通暂时受阻，只能于早晚进行短暂飞行。此种情况，本年4月在河南作战时我已有所体验。但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